中新网1月21日电 大型故事片《邓小平》近日通过审查，将于下月19日邓小平逝世6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全国500家影院同时上映。

　　据南方日报报道，该片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广电总局、广东省委宣传部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策划，广东省广电局、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和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联合摄制。

　　执导该片的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总导演、“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丁荫楠，曾成功执导《孙中山》、《周恩来》等“伟人电影”，这两部影片曾被视为中国人物传记电影的巅峰之作。《孙中山》至今保持着9项金鸡大奖的纪录，而《周恩来》所创下的2·７亿元的票房纪录至今仍令其他国产电影无法望其项背。继《孙中山》之后，丁荫楠耗10年之力参与《邓小平》的策划和剧本创作，拍摄和制作也长达1年之久。

　　影片首次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晚年形象搬上银幕，令人瞩目。而作为丁荫楠“十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也同样令人期待。在该片即将与全国观众见面之际，南方日报记者专程赴北京独家专访丁荫楠导演，与之展开了一场深层次对话。

　　关于小平形象

　　记者：《邓小平》从筹划之日起，就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人们都迫切地想知道，您究竟要向观众表现一个什么样的邓小平？也就是说，丁荫楠的“邓小平”是什么样的？

　　丁荫楠：还是我以前说的那句话，“共和国年轻了，小平同志老了”。影片所表现的小平，是崇高的爱国者、是彻底改变国家前途命运的共和国领袖。“文革”结束后，百废待举，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领袖的逝世，更让全国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出来了，他凭着澎湃的爱国热情和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力挽狂澜，将国家政策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全面进行经济建设上来，让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步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生活中的邓小平也非常“有戏”，非常平民化，完全是一个老兵、战士的形象。他有很多爱好，如游泳、打桥牌、带孩子，这些细节对观众全面了解邓小平也很重要。但影片没有表现这些，而是着重表现工作中、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所表现的事件也多是关于重大问题的决策，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高考、解放老干部、评价毛泽东，用实事求是的精神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列主义等等，展示的都是小平同志在经济、政治改革上的关键性功绩。

　　邓小平自己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对邓小平的直观印象是，他更像一位既严厉而又慈祥的父亲。他以当家人的责任和气度，喊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了让中国共产党救中国、救人民的诺言彻底实现，为了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年逾古稀、本该颐养天年的他，不惜与生命抗争，扛起改革开放的大旗。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支撑着已快耗尽心血的躯体，叨念着：“快一点！再快一点！”他为改变国家和人民命运耗尽心血，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我所要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位被全国人民当作主心骨、拿大主意的家长的邓小平，被看作人民的靠山、伟大的父亲的邓小平。

　　记者：您在拍《孙中山》和《周恩来》时，非常注重人物的形似，而《邓小平》中的邓小平形象，您觉得与现实中的邓小平像吗？凡人和伟人始终有很大的距离。在《邓小平》中，演员尤其是卢奇的表演是否达到了您预想中的要求？

　　丁荫楠：像。也一定要像。拍伟人题材电影，特别是像小平这样广为观众所熟悉的人物，形似是一定要做到的。影片在开机前，就花了3个多月时间，用了5000多尺胶片做化妆试验，效果基本让人满意。开机前曾在邓家初步化妆，邓小平的家人都觉得挺像。可以说，人物的表演基本达到乱真的地步。但是，卢奇毕竟是个文化人，他的气质与邓小平是没法比的，但如果只看电影还是可以服众的。

　　关于重大题材

　　记者：《邓小平》绝对属于重大题材。众所周知，重大题材电影创作的难度极大。请问您在《邓小平》的创作过程中，先后遇到过哪些难点？而您又是如何攻克这一系列难点的？

　　丁荫楠：难。拍伟人电影难，拍《邓小平》更难。

　　首先，邓小平是世纪伟人，功勋太多了，可圈可点之处更是不胜枚举，选择什么来表现，这一问题就困扰了我好多年。经过我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反复研究探讨，才决定用政治事件来表现政治人物，塑造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形象。但影片也不是简单地堆砌事实，而是饱含感情的，表现情感化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

　　其次，如上面所提到的，造型也是这部影片的一大难点。要让49岁的卢奇演活70—90岁的邓小平，的确太难。

　　更大的难度在于，《邓小平》的拍摄远非一个人或一个班子就能完成的，它的拍摄工作必须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社会行为，依靠国家力量和全社会的支持。很多艺术家对重大题材了解很少，而且常常不以为然。要拍成这部电影，首先要引导他们，认识到这部影片的重要性和重大价值所在，充分调动摄制组和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倡导他们学习小平的牺牲精神，为拍好一部电影牺牲自己的青春。在影视戏说成风的今天，电影创作大多成了商业行为，要想得到社会的无偿支持有很大的难度。虽然邓小平深得人心，但影片的拍摄工作要得到多数人的信任和理解，除了要靠他们的觉悟之外，更需要摄制组花大精力去进行宣传、说服，这个工作很困难，但也很成功。在我拍的几部伟人电影中，这一部难度最大，但得到的支持也是最大的。影片的拍摄先后得到70多个单位和一些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中央办公厅等关键部门。特别是小平的家人、邓小平生前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他们对影片的拍摄给予了极大的无私的援助。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这部电影是不可能完成的的。

　　记者：从《孙中山》到《邓小平》，您成功地拍摄了多部重大题材电影，对于重大题材电影创作您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您能透露一点您经营重大题材的“独门秘笈”吗？譬如如何突破禁区，如何规避风险，如何把握人物，如何处理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关系。

　　丁荫楠：首先，写伟人戏，政治上自然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这给艺术家的创作带来更大的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拍伟人戏也绝对不是“拍马屁”，靠看领导、专家、家属的眼色都是不行的。艺术家必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张扬的个性，依靠自己的艺术直觉、知识修养、政治素质和对党和国家的忠诚，表现自己对政治人物的理解和判断。没有别的招。

　　在坚持自己见解的同时，也必须赢得大家的支持，让领导和社会跟我一起来做，将个人创作行为滚动成为集团的、国家的和全社会的行为。《邓小平》的拍摄，就集中了“国家、专家、邓家”的力量，否则根本搞不成。

　　关于“诗式电影”

　　记者：您一直用中国电影史上比较罕见的“诗式电影”样式而不用常规的“叙事电影”样式来表现伟人，以致有人将您称作“中国诗式电影之父”。是因为您特别喜爱这一样式？是因为目前只有这一样式特别适合“伟人电影”？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您觉得相比较而言，您对中国电影风格样式多样化的贡献大，还是对提高重大题材电影创作水平的贡献大呢？

　　丁荫楠：这与我的个人气质有关。我从小喜欢京剧、国画以及诗词歌赋等写意的艺术，也偏爱诗意的、抒情的电影。这对我的电影创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诗式电影”不是“伟人电影”的惟一创作模式，但它应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表现方法。很多人认为政治电影不需要个性，但我认为恰恰相反，政治电影更需要个性。事实证明，个性张扬的政治影片更符合观众的要求，《周恩来》2·７亿元的票房和1300个拷贝发行量以及《孙中山》的十几个大奖，至今仍保持着国产电影纪录。

　　重要的是，我的几部伟人电影放在这里，说明中国的伟人不仅是可以用电影来表现的，可以表现好的，而且是有票房的。我的几部伟人电影注重其经典性，而不是单纯的应景的东西。《邓小平》追求永恒的价值，永不过时。

　　记者：传记电影的纪实性和“诗式电影”的抒情性本来是相排斥的，在《邓小平》中，您是通过什么手段去解决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这个文艺创作的“永恒的矛盾”的？

　　丁荫楠：还是采用过去的常规手法，不罗列事件，不把重心放在交代邓小平思想的形成过程上；而是将历史情节化，以残缺的形式，用拼图的方法加以拼接，形成历史事件的情节蒙太奇，让生活诗化，运用极其鲜明的造型、叙事手段和充满魅力的音乐、音响和台词，把复杂的内心变成情绪加以渲染和表现。如在《邓小平》中，有个镜头是小平乘车前往天安门观礼，车过午门，卫士敬礼。这本来是个很普通的场面，但影片用音响将卫士敬礼的声音扩大，并通过镜头角度的变换，使得这个普通场面顿时变得威严肃穆，气势不凡，有了诗的因素。其实我的电影的表现手法早已超出纪实电影的范畴，只是所表现的人物、事件是真实的。

　　根据我长期拍传记题材电影的经验，人们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事。历史事件往往为人们所熟知，单纯表现事件的过程，那不是艺术家的事。艺术家要做的是通过事件挖掘人物的内心，一切从邓小平这一特定人物的心理出发，捕捉人物灵魂的闪光点，并对其进行浓墨重彩的表现，而其他的过程则大写意地一带而过。影片要用艺术手段给观众打开一个想象的空间，凡影片中未尽表现的部分，都由观众自己去加以补充。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的伟人电影着重于以诗化手段表达伟人的情感世界。但是，要把握伟人的情感并不比把握伟人所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容易。从孙中山、周恩来到邓小平，您是如何走进这一个个伟人的与众不同的情感世界的呢？

　　丁荫楠：我对这些人有一个综合的理解，他们都是英雄，英雄创造历史，无论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周恩来的挽救危局，还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们所做的都是能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大事。在他们的身上具有共同的精神特征————博大的英雄主义情怀、火热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是伟人精神的核心。把握了这些，就基本靠近了伟人的心理。

　　关于“伟人情结”

　　记者：从1986年的《孙中山》，到1991年的《周恩来》，再到2002年的《邓小平》，您一再将镜头对准了中国现代伟人，而且每一部作品都成为您事业上的一个高峰。请问您的“伟人情结”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否因为《孙中山》的成功给你带来了持续的动力？

　　丁荫楠：所谓的“伟人情结”可能与我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有关。我从小喜欢英雄，喜欢大人物、大事件和壮烈的东西。特别是《孙中山》的成功，让我的伟人电影创作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这也给我带来了一种使命感，开始自觉地去探索和拍摄这类电影，而不单纯是完成一种任务。单纯地完成任务，是调动不起如此大的热情的。开始接触一个伟人的时候，我只是佩服他的伟大功绩，但越走近他就越被他光芒四射、挖掘不完的精神魅力所深深感动，这样的创作必然是充满激情的。

　　记者：您为什么在功成名就之后，会想起拍《邓小平》？中国这么大，《邓小平》怎么就落到了您这位广东导演的肩上？我们记得您在拍《周恩来》之后曾打算拍《毛泽东与尼克松》，但终于放弃，为什么却历经10年、矢志不渝地抓住《邓小平》不放？

　　丁荫楠：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功成名就的感觉。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我，我还有继续创作的动力和热情。所以负责这个项目(《邓小平》)的人就来找我，我表示，只要能按我的意思来拍，我就接。当时也不知道能否拍得下来，我也不怕“砸锅”，我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有热情、有激情去做，愿意为它负责，为它受苦受累。

　　记者：行内人都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影片与您心目中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有多远呢？《邓小平》是您耗时10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您在这部电影中所耗费的精力远超《孙中山》和《周恩来》。那么，您觉得《邓小平》的成就有没有超越《孙中山》和《周恩来》呢？

　　丁荫楠：肯定有遗憾。电影创作是一种工业化、社会化的生产活动，不能够也不允许样样都达到艺术家的要求。影片的摄制在资金、周期和认识上都有一定限制，有的限制还是不可逾越的。电影总是这样，很多问题当时的认识与后来的看法有差距。如果时间再长一点，资金再多点，学习再深入些，《邓小平》应该会拍得更好些。

　　就成就而言，几部影片各有各的难度，也各有各的长处。与人物离得越远，表现起来就能自由一点、洒脱一点；离得越近就会越拘谨。《邓小平》这部电影离人物所在时代太近了，很多人物都健在，所以比较难表现，局限性就更大一些。

　　以前年轻点的时候有火气，主张自由、洒脱和个性张扬，但人物性格的挖掘不够深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物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思索得更多一点，虽然可能拘谨一些，但也成熟、深沉一点。都有难处，都有局限，要说超越还言之过早。

　　关于票房前景

　　记者：问一个本来不属于导演回答的问题。《邓小平》的投资高达2000多万元，这在国产电影中属于“超大制作”。您和剧组在北京吃住都在重庆钢铁厂招待所，相当节省，那么，这2000多万元都花在哪里了？您估计影片能否收回投资？

　　丁荫楠：2000万元的投资看似很大，实际上是很紧张的。影片在制作上非常精良，在国内绝对是一流的。至于票房前景，现在还很难说，要想达到《周恩来》的票房水平估计很难。我个人希望影片能拿到国外去，在国外应该会发行得很好。

　　丁荫楠简介

　　中国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现任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总导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1990年被评为国家一级电影导演。1991年7月荣获“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其主要作品有：《春雨潇潇》(1979年)、《逆光》(1982年)、《孙中山》(上、下集)(1986年)、《电影人》(1988年)、《周恩来》(上、下集)(1991年)、《黄连厚朴》(1997年)、《相伴永远》(2000年)。(方正 丁冠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