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30日是任弼时诞辰111周年纪念日。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16岁参加革命，却在46岁英年早逝。任弼时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永远铭记，继承和发扬。

　　两次被捕：头脑清醒临危不惧

　　任弼时的孙子任继宁在访谈中谈到，爷爷任弼时第一次被捕是在安徽香油寺前，那时他参加团的一个集会，被当地的地主武装抓起来，这是他遇险的第一次。第二次爷爷在江苏任宣传部长，同样也是参加党的会议，被敌人逮捕。这两次体现了他高风亮节临危不惧的精神。我看到的一些文献，包括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其他的新同志不成熟，缺乏对敌经验，很早的暴露自己，对革命是一种损失。他作为当时负责的一位省委领导，他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有些这样的集会，他反而不去了，给敌人一种假象，就是他并不是他们要抓的人，这样相对的是保护了自己，也是保护了革命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他在很危及的关刻，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原则非常明确。

　　后来中央知道了任弼时被捕的事情。当时周总理在特科，还专门为此拨款，花了很多钱，通过律师，通过当时的法庭，把任弼时同志营救出来，所以任弼时同志每每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当时中央花了很多的钱，不应该啊，所以他内心是很感激中央的一些解救，而且很多同志，有的比他还要更为艰苦的，都没有精力、没有财力，所以他也对这个事情表示非常惋惜。

　　三个绰号：广受党内同志信任尊重

　　任弼时长女任远志说，父亲有三个绰号：“骆驼”、“被子”、“党内的妈妈”。

　　“骆驼”是忍辱负重的意思。叶剑英曾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而叫“被子”，是因为任弼时为人厚道、公道，对待干部就像冬天盖一床棉被，让人家感到舒服、暖和，可以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度过寒夜。张爱萍将军在苏区时曾经被内定为AB团分子，任弼时经过甄别，完全推翻诬告，这才为后来新中国的国防工业保住了一位主帅。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审干时，被康生等定为“抢救”对象，丁玲找到任弼时，任弼时立即表示“你放心到前方大胆工作，党相信你！”大翻译家师哲在苏联时因苏国内搞肃反而失去了工作，任弼时为他又找到了“饭碗”。最有趣的是，任弼时听说师哲与妻子已失散15年，就非常留心寻找。结果，任弼时一次偶然路过安塞县侯家沟的小学时，听说有个女教师带着女儿在这里教书，一问方知，此女教师与师哲是老乡，女儿又姓“师”。任弼时当机立断，把这对母女带回延安。果不其然，这正是师哲失散多年的妻女。

　　“被子”还有周到的一面。都知道周恩来周到，但有件事，却不知道谁更周到。那是一个真实的笑话。任弼时与周恩来有一次住在同一窑洞的东西两间。每天早晨，任弼时都要出去吸些新鲜空气，又怕开门“吵”了周恩来，便每天都蹑手蹑脚地从窑洞的窗户上跳出去。这一天，他又这么跳了出去。而隔壁周恩来也因要咳嗽，怕吵醒了任弼时，就紧皱眉头，紧捂嘴巴，急忙走出门去。两人在门外相见，会意地笑了起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任弼时年龄不大，却也因此得了第三个绰号“党内的妈妈”。

　　四度旅居：与莫斯科的不解之缘

　　任弼时30年革命生涯中，曾四度旅居莫斯科，与莫斯科结下不解之缘。

　　首次赴莫：艰险的旅程，崭新的生活，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5月，上海外滩码头一艘苏联邮轮起碇了。船上有任弼时、萧劲光、任岳、刘少奇等年轻人，他们将奔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学习，寻找救国之路。

　　注目渐渐远离的祖国，遥望水天一片的远方，憧憬着光明的未来，任弼时心潮起伏。这是他第一次远离祖国，海风扑面而至，掀开了他追求真理的关键一页。

　　邮轮在日本长崎加水加煤，稍事休整后直奔海参崴。在海参崴，他们与共产国际秘密机关接上头，换好介绍信，作了职业化装后，改乘火车继续前进。任弼时扮作小理发匠，萧劲光扮作裁缝，他俩结伴而行。

　　接下来的路很危险。当时，苏俄远东还有一部分被白匪及帝国主义干涉军占踞，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海参崴至伯力间有一条河，河北岸是红区，河南岸是白区。赤白交界处设置有关卡，火车经过此处，乘客必须下车一一接受盘查。

　　不料，任弼时一行经过此地时，这一带流行鼠疫，盘查增添了检疫一项内容。萧劲光等其他伙伴顺利地通过了盘查，任弼时却被扣留了。原因很简单，初到北国的任弼时因衣衫单薄而受风寒，患感冒发烧，被怀疑为鼠疫患者。眼看着同伴们一个个上了火车，任弼时心急如焚。必须想办法脱险！两天后当复测体温时，他稍稍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边，体温不再高了，关卡就此放行。他爬上火车，只身赶到伯力，追上了大家。

　　到了伯力就到了“家”。苏联红军热情的接待，使任弼时顿觉换了一个天地，精神上得到彻底解放。此后的行程仍旧很艰苦也很危险。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他们乘的是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少天。沿途，任弼时看到许多成为废墟的工厂、矿山；看到了冻尸饿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闷罐车载着他们直到1921年7月9日，才爬过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

　　这时，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身份轮流列席大会。会后，他们于8月3日正式进入东大。

　　10月21日。东大正式开学。

　　东大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学制3年。东大专为中国等东方国家学生分别单独组班。任弼时和刘少奇、罗亦农、胡士廉、萧劲光、廖化平、卜士奇、任岳、彭述之、谢文锦、华林等成为中国班第一批学员。为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个俄文名字，任弼时叫布林斯基。1924年回国后，他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常用布林斯基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他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来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班设有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运动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教师全部用俄语授课。课堂上，翻译一句一句地译，断断续续，很影响听课效果。任弼时不甘于只听翻译“译课”，下决心利用一切机会与闲暇时间学俄语。在校园里、在课堂上，只要有不懂的地方，有读不准的单词，他就问老师，问同学。他牺牲了不知多少休息时间，很快地，他能直接听懂老师的讲课了。

　　一年以后，原来担任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任弼时就接替了他的这项工作，一直到结束在东大的学习生活。

　　在东大的3年，任弼时有机会参加过几次大型国际会议，开阔了眼界。

　　为对抗华盛顿九国会议的召开，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任弼时和刘少奇、萧劲光、刘世奇等数名东大学生也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

　　参加这次大会，使任弼时进一步明确了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期间，任弼时和国内来的代表探讨革命理论，利用星期天陪代表们参观莫斯科市容。当时，物资尚处极度匮乏中，尽管东道主尽了最大的努力，代表们仍不免感到饥饿，任弼时等节省下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土豆，去慰问代表们。这让代表们在几十年后提起来还十分感动。

　　1922年12月7日，任弼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4年1月，在莫斯科，任弼时经历了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22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到东大，任弼时满怀痛悼之情率先描摹了一幅领袖肖像，放在自修室供大家吊唁。

　　苏共中央决定将列宁遗体移至莫斯科工会大厅停放3日，以便机关、厂矿、学校等各界人民瞻仰。那几天莫斯科正是最寒冷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不分昼夜地排队等候与列宁告别。由于任弼时俄语讲得好，也曾担任中国班支部的执行委员，与东大支部局的人比较熟悉，他得到一个和东大支部局一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机会，不用排队。于是，他叫上萧三一起加入到东大的行列中。即便如此，任弼时也还在外边站了一个多小时，冻得手脚几乎失去知觉。

　　荣幸的是，当他俩随队沉重地步出瞻仰大厅后，在走廊里又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守灵”。这是葬仪中一项特殊荣誉性任务。每批4人，每次5分钟。4人分立距列宁遗体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任弼时站在列宁右肩方向，萧三站在列宁左脚方向，垂头默立。这一切给他们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60多年后萧三回忆当年的情景，不无激动地说：“在短短的五分钟里，感想千千万万，我低着头，眼睛望着安详静睡的列宁，5分钟内没有眨一下眼。”

　　1924年，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此时同内急需大批干部，旅莫支部陆续派人回国。任弼时被安排为第二批返回。行前，被派与卜士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4年7月23日，任弼时从东大毕业，结束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旅莫生活，和陈延年、郑超麟等启程返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取道海参崴，于8月抵达上海，开始了“亭子间指挥革命”。

　　二次赴莫：中国团中央总书记出席少共国际执委扩大会

　　任弼时第二次旅居莫斯科是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左右，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这时，任弼时已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了。距前次旅莫不过两年，但是在国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洗礼下，他已成长为一位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了。

　　任弼时1924年8月回国后第一项工作是按照党的安排到上海大学讲授俄语，同时参加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他担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及团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的编辑员，和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英等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一个多月后，他的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团中央，积极筹备团的“三大”。这期间，任弼时用辟世、辟时、弼实、辟古等笔名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给当时的青年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1925年1月26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任弼时代表旅莫地方组织出席大会，并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刘尔崧、夏曦、刘伯庄等9人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又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5人组成中央局，分工任组织部主任。是年5月，任弼时开始代理团中央总书记，7月21日共青团中央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任团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

　　1926年下半年，任弼时亲赴广东检查团的工作，处理学生团体的分裂事件。正在此时，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委会定于11月12日召开。为出席该会，任弼时乘苏联邮轮“列宁号”离开广州。在上海稍作停留后，偕新婚不久的妻子陈琮英一同赴莫。

　　由于近年中国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中国青年革命者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精神深令各国代表赞赏。因而，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会上受到各国兄弟组织代表的热烈欢迎。

　　会议结束后，莫斯科市和列宁格勒市的团组织特地邀请任弼时参加他们的大会。因此，任弼时第二次旅莫时间比预计的延长了。利用这段时间，陈琮英被安排到东大学习。

　　在这期间，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也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著名讲演。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关于青年问题，斯大林指出：“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就尽力加强青年工作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应当尽量估计到这种情况”。斯大林的这些论断，使任弼时更加感到责任重大。特别是军队工作问题，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党禁止共青团在军队中有组织，恐怕破坏了革命军队。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和斯大林的论断如此不一致呢？

　　带着这些疑问，1927年4月初任弼时偕陈琮英返回祖国。不料迎接他的是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及接踵而至的15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实行的大屠杀。这使上海的共青团员由8000人骤减到3000人，童子团由4000人减到1000人左右；广州的团员人数由6000多人骤减到3000多人，而童子团则大部分无形瓦解。严酷的现实使刚刚抵达上海的任弼时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以至在中共党史中留下了任弼时为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重重一笔。这不能不说与任弼时第二次旅莫有关。

　　三次赴莫：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1938年3月底至1940年3月，任弼时第三次旅居莫斯科，历时两年。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旅莫，距第二次旅莫已是11年，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洗礼，任弼时已是一位干练持重的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

　　1938年，为了向共产国际说明国共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为了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为了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何以决定派任弼时去呢？因为在中共中央决策层，任弼时是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最好桥梁，他既是中共自己培养的干部，又曾两次赴莫学习与工作，其个人经历是比较容易获得共产国际信任的。其次是因为他的抗战战略策略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并且有山西抗战的实践，他的宣传会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3月5日，任弼时偕陈琮英离开延安，取道西安、兰州辗转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乘苏联飞机抵莫斯科，不久，他接替因王明回国暂时代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的工作，并住进了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

　　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1.5万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5月17日，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书面报告又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

　　任弼时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补充说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1938年6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转变了。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发出国际援华号召，开展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运动。

　　任弼时第三次莫斯科之旅是他四次旅莫中最忙碌的一次。他不但在国际讲坛上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而且亲笔撰文在苏联《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上向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人民进行广泛宣传。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9月，任弼时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10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数月后，他就在《真理报》上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他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的有关文章，在兄弟党中分发，让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了解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最早的中译本也凝聚着任弼时的心血。1938年，苏联外文出版局翻译出版中译本。任弼时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参加了部分翻译和校订工作。其中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任弼时负责校订。他对译文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完成一章，就让在莫斯科“中国党校”的同志们学习一章，同时检查译文的质量。

　　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任弼时发现并负责地解决了一些遭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同志的问题。他和周恩来一起，使沉冤6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得以平反，使被“挂”了3年的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长吉合(张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师哲顺利返国参加抗日战争。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回国。25日，任弼时同到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启程返国。同行的有邓颖超、陈琮英、陈郁、师哲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阿里阿罕等9人。

　　任弼时回国后，中共中央再也没有派驻代表去共产国际。

　　四次赴莫：专程治疗并休养

　　任弼时第四次旅居莫斯科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5月底，为时半年。这次赴莫是任弼时人生的逆旅——专程治疗并休养，几乎没有政务活动。

　　从1940年回国到第四次赴莫，任弼时度过了整整10年艰苦操劳而又功绩卓著的岁月，他成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是毛泽东的亲密助手。

　　开国大典后，毛泽东专电斯大林，商量任弼时去苏联治疗一事。11月下旬，中央决定任弼时去苏联就医。

　　1949年12月上旬，任弼时抵达莫斯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此次赴莫，任弼时只带了医生刘佳武和秘书朱子奇。克里姆林宫医院用半个月时间为任弼时作了仔细的体检，但并没有把详细病情告诉本人，只说他主要是高血压病，肝和心脏有些扩大，有些糖尿病。医生采取中药治疗，同时采取限制饮食热量摄入和全卧床休息。此外，每星期洗澡一次，早晨用一种有药的水擦身。

　　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的访问。毛泽东曾先后去克里姆林宫医院及巴拉维赫疗养院专程看望任弼时，任弼时也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特留任弼时吃饭。饭桌上，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专家。

　　21日，斯大林70寿辰，任弼时在朱子奇陪同下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晚会。疗养期间，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偕夫人朱仲丽曾多次到医院看望任弼时。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直至2月17日回国，在此期间也抽暇到医院看望老战友任弼时。

　　经过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半个多月的诊治，任弼时的健康逐渐好转：身体感觉比以前要有精神些，头不那么经常昏痛。

　　1949年底，任弼时转入巴拉维赫疗养院，继续疗养。

　　在苏联疗养期间，最开心的莫过于和分别10年的小女儿远芳的重逢了。

　　远芳是任弼时偕陈琮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时出生的，取俄文名卡佳。1940年3月，任弼时奉调回国，时值国内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考虑到路途的艰难和国内抗战的形势，为了回国后工作便利，任弼时再次牺牲了天伦之情，把才一岁多一点的小女儿留在异邦，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远芳在国际儿童院一住就是10年。她的童年是和苏联人民一起在艰苦的卫国战争中度过的。认识父亲是她上小学四年级时通过书信开始的。

　　父女俩通信一年多后，任弼时到莫斯科治病。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时，任弼时无法接女儿去住。他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就可以接女儿来住了。

　　1950年元旦，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远芳来到疗养院，与父亲的见面令远芳终生难忘。尽管从照片上远芳已熟识父亲的形象，心中也默默地多次叨念过“爸爸”这个称呼，然而真正面对任弼时时，远芳不但不敢接近他，并且连爸爸这个两个字都叫不出，才住了一天，就提出回国际儿童院，远芳实在是太习惯完全是孩子们在一起的集体生活了。

　　任弼时十分理解女儿的心态。他留远芳在身边住了8天。也就是这短短的几天，远芳被爸爸的爱深深地打动，投入爸爸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他。

　　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是远芳有生以来从未经历的全新生活。任弼时用浓浓的父爱给小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给小女儿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任弼时从教小女儿汉字、汉话入手，引导女儿回归。

　　当时，远芳正读小学4年级，任弼时非常关心她的学习。远芳深知这一点，所以，第一次带给爸爸的见面礼就是成绩单。看着女儿清一色的全优成绩，任弼时欣慰至极，连连夸赞女儿用功，但是，又告诫女儿：不要骄傲，学习一定要踏踏实实。

　　8天，一晃就过去了。为了女儿的学业，任弼时还是送女儿回国际儿童院。变化真有点不可思议，仅仅几天，远芳真的舍不得离开爸爸了，多么想在疗养院多呆几天啊！

　　临行的前一天晚上，远芳哭了。这是她长到10岁，第一次为离开亲人、离开父亲而落泪！

　　任弼时想女儿。

　　远芳离开疗养院的第四天，任弼时见还没有女儿的来信，就率先给女儿写信：“你走了四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万诺沃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并叮嘱远芳，“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

　　终于，任弼时接到女儿的第一封信，欢喜之余，马上复信，“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一些。”

　　这一段是父女俩书信往返最频繁的日子。主要是在讨论远芳是否回国的问题。任弼时把女儿当作大人一样，与之平等地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

　　任弼时了解女儿的矛盾心理，1950年1月20日，任弼时复信女儿，全面客观地为她勾勒回国与留苏的不同蓝图。并且把最终决定权交给了女儿。尽管任弼时希望女儿能够在苏联接受高等教育，学成回国参加建设，“但这一意见决不是最后，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在这句话上任弼时加了重点标志。

　　远芳决定和父亲任弼时一起回国。她接连给任弼时写了三封信，向任弼时报告学习和生活情况，表示愿意回国的决心。

　　任弼时惟恐远芳因要同父亲回国而心浮气躁影响学习，1950年1月30日复信说：“上封信你已经决定和我一起回国。我希望你3月10日从伊万诺沃来莫斯科，也就还有40天。”他特别叮嘱女儿：“你一定好好学习。我对你1月12日至26日的学习情况很满意，并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信中任弼时还向女儿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乐观又充满信心：“我身体还好，血压降到160(过去是240)。我想2月底可能会痊愈。”

　　但是，任弼时的身体没有像他自己预计的那样2月底痊愈，而是拖到了3月底。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治疗于本月底完毕，前日会诊，认为结果良好，但为巩固已得成绩，迅送我去黑海边休息四至六星期后回国。”

　　在黑海疗养期间正值春暖花开，任弼时的健康状况较平稳，心情很愉快。他写信告诉任远芳：“我在3月30日和刘佳武一起，坐了两天的火车，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所。我们休养所在黑海边，这里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并且可以在海里游泳。这里比莫斯科暖和，树绿了，花开了，我每天在这里散步。”随信还给女儿寄去一张黑海的照片。信末，仍旧忘不了询问女儿：“你的学习和生活怎么样？希望你详细告诉我”，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关爱，令女儿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中。

　　1950年5月9日，任弼时由黑海回到莫斯科。一周后，克里姆林宫医院复查，医生诊断为：“(一)第2-3期高血压症、糠尿病。(二)第1-2心肌营养不全。(三)血管硬化。”鉴于任弼时病情有所好转，医生同意回国，并建议回国后先休息两星期，9月再到疗养院休养一个月；经常要有医生照顾；工作时间要缩短，每日工作时间总共不得超过3至4小时，星期日必须休息。

　　1950年5月17日晚10时，从莫斯科发出的列车载着任弼时父女及刘佳武返国了。任弼时结束了第四次莫斯科之旅。

　　28日，任弼时一行安抵北京。朱德亲自到车站迎接。陈琮英也率子女全家出动，像迎接凯旋的战士，迎接任弼时归来。这是任弼时家第一次全家团聚。任弼时高兴地带领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他张开双臂一边搂着儿子任远远，一边搂着小女儿任远芳。这一家的团聚来之不易啊！任弼时与陈琮英20多年的婚姻生活很少有安定的日子。为了创建新中国，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和沐雨栉风的艰苦征战使他们不得不舍弃天伦之乐，孩子们更无法获得父母的疼爱！大女儿苏明为爸爸的获释而夭折，长征出发时寄养在老乡家的儿子音信杳然……想想这些，任弼时不禁感慨万千。

　　遗憾的是生活没有假任弼时以更多岁月，第四次赴莫返回不到半年，46岁的他英年早逝。

　　传奇婚姻：与妻子指腹为婚 相伴一生

　　解放之初任弼时就不幸因病英年早逝。他一生的光辉经历和杰出贡献，已载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将为后世人牢牢铭记。作为满身硝烟、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人物，他的家庭生活却少为人知。任弼时与他的战友夫人陈琮英有近四十年的婚姻经历，其间不乏催人泪下的一个个故事——

　　从青梅竹马到心心相印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唐家桥一个贫苦教员之家，原名培国。父亲任振声(又名任裕道)，为人厚道恭敬，声誉良好。但他的婚姻却不顺利，与陈姓女子结婚刚一年时间，妻子就不幸病逝了。任家与陈家本是相交甚密的朋友，出于感情上无法割舍的原因，两家经商量作出一个特殊的决定：为永世维持亲戚关系，任振声再娶后若生男孩，就与陈家的女孩结“娃娃亲”。

　　后来，任振声娶了一名叫朱宜的女子为第二任妻子，她果然生了个大胖小子，就是任培国。于是按照任陈两家的约定，任培国与陈家的侄女陈仪芳就被两家大人撮合成了“娃娃亲”，也就是封建传统中的“童养媳”。

　　陈仪芳比任培国大两岁，长到12岁时正式进入任家，与10岁的任培国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两个孩子因公婆为人厚道善良，受到良好家风影响，都特别懂事。他们天真无邪，到一起后童稚可爱的天性，让他们很快成了好玩伴好朋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小任培国一从学校回来，两个人就粘在一起玩儿，或者小陈仪芳看着小任培国做作业，或者跟小任培国一起帮家里做些家务事，十分亲密要好。

　　任培国小时比一般的孩子要活泼聪明，他从5岁起，就跟随父亲到家族学堂学识字，7岁时正式上了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12岁时，他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陈仪芳小伙伴。背着行李离家的那天，小陈仪芳望着已经在一起玩了两年的小任培国眼泪汪汪地说：“……你出去读书，再不会回来了吧？”“以后我会接你出去的，我们还在一起……”小任培国拉着小陈仪芳的手安慰她，眼圈儿也开始变湿了。

　　任家当时生活很清贫，任培国在长沙读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沉重的负担。懂事的小陈仪芳有一天对公婆说：“我也到长沙去，在那里做工，供弟弟上学。”公婆一想，也对，一来可减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两个孩子住得近些，好培养感情。于是，他们托长沙的亲戚，为小陈仪芳找了份袜厂童工的工作，小陈仪芳就高兴地来到长沙，开始了陪任培国读书的生活。

　　小陈仪芳在厂里拚命干活挣钱，常常主动要求加班加点，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培国交学费。而且她自己吃穿特别俭省，几乎是把每月所挣的工钱攒起来全交给了任培国。每逢节假日，任培国都会去北门外那个小厂看望小陈仪芳，看着她累成那个样子，脸盘儿也日渐消瘦，非常心疼，就劝她不要太过劳累了。

　　就这样，在父母和小陈仪芳的帮助下，任培国得以顺利读完了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学三年级。两人在这样的5年中，渐渐长大，感情也更加深厚，产生了真正的爱恋，互相深深地爱着对方，都感到很幸福。

　　出生入死一路患难与共

　　1919年春天，任培国转入长郡联立中学学习。但这时，高中昂贵的学费任家已无法承担。

　　这年5月，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一向受爱国历史人物屈原、范仲淹爱国忧民思想熏陶和滋养的任培国，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济世救国的理想抱负，遂积极投身于长沙的爱国运动，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建和学生罢课活动。不久他加入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到那里去勤工俭学，并接受共产主义革命训练。1920年，他被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春天，任培国同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同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任培国取了一个“布林斯基”的名字，同时将本名也改为任弼时。1922年初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中，任弼时与陈仪芳分处两个国度，互相非常牵挂。尤其是任弼时，时常为陈仪芳在长沙打工受苦而难过。学习之余，他常给陈仪芳写信。陈仪芳也同样牵挂着任弼时，得知“东大”生活很差，每天只吃两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房间里没有火，老是担心他会生病。但她却不会给他写信，请别人代写，总是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后来她产生了学文化的想法，就参加了一所职业学校的夜校学习。很快，她会写信了，虽然磕磕巴巴的，满纸错别字，任弼时却能完全看明白，心里十分高兴。从此，他们之间频繁地信来信往，热恋般的鸿雁传书，成了任弼时同学和陈仪芳工友的殷切期待和生活中的一部分。

　　1924年秋，任弼时学成回国，以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掩护，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委员和代理中央书记。当时才二十来岁的任弼时，工作出色，常列席党中央的会议，他正直果敢，敢给总书记陈独秀当面提意见，引起中央领导层的注意。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掩护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把“家属”陈仪芳接到了上海。陈仪芳1926年到上海后，改名为陈琮英。此时，两人已分别长达6年，忽然出现在任弼时面前的是一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令任弼时激动不已。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长久地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之中。不久，他们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陈琮英正式嫁给了任弼时，也嫁给了革命运动，跟着丈夫从事地下革命。任弼时按党的指示，负责秘密领导青年工人和学生开展罢工罢课的斗争，处境非常危险，但他们时刻相依伴，风雨共担。

　　1928年秋天，任弼时在安徽南陵县被捕。陈琮英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爬上一辆货车，在风雨交加中赶到长沙，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老板娘，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打消了敌人的怀疑，以少有的智慧和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当她重又赶回上海去与已释放的任弼时见面时，见任弼时遍体伤痕，禁不住扑上去大哭起来。这时，任弼时也得知，女儿在此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幸夭折了。

　　之后，他们在武汉、上海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相伴没有分开。1931年，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西苏区，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子，两人互相牵挂，难分难舍。女儿刚生下，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在狱中半年，她抱着孩子，向任弼时学习，坚强不屈，与敌人斗争，受到很多折磨。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出狱，去了苏区，夫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

　　长征开始了，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一路上，陈琮英悉心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任弼时，使他几次死里逃生，长征途中，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取名远征。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夹给妻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队一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一边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转战南北相依为命不分离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要与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远征只好也送回老家湘阴去。一家3口，生离死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央派遣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才再一次重逢，并共同赴苏度过了两年的异国他乡生活。

　　1940年3月，从苏联回来后，任弼时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被视为当时延安中央最忙的人。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也是生活秘书。当时任弼时常常是通宵工作，忙到天亮后才睡觉。陈琮英也是这样围着他忙，不是整理和抄写东西，就是忙着发电报，打印和装订文件……由于任弼时在被捕和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加上工作特别忙，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没有肉和蔬菜吃，身体每况愈下。陈琮英望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样子，十分心疼和着急，所以她细致入微地照料着任弼时的日常生活。延安时，所有的人都吃食堂，顿顿是小米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馒头，中央首长也一样。有时食堂改善生活，任弼时故意说胃不舒服不吃或少吃几口，拨给陈琮英一些，其余的分给卫兵和保姆。周恩来过年到中央首长各家拜年时，同来的邓颖超会带一点糖果来。延安很少有人能吃到糖果，特别珍贵，任弼时和陈琮英互相推让着不吃，都分给了勤务员、卫兵和孩子的保姆。

　　后来，为了自力更生，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当时纺线线，人人有任务，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陈琮英手把手地教给他，居然让他纺出了一等线，时常以量多质佳而获比赛的第一名。周恩来很惊讶：“你怎么会纺得这么好？”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我有家庭老师嘛！”获得纺线第一名，还有奖金，这时，陈琮英就高兴地喊：“请客！请客！”拿奖金买菜买肉来，大家动手在家做饭，卫兵、勤务员、保姆和他们全家3口围在一起美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在胡宗南大围剿中，转战陕北各地。当时中央机关分两部工作，朱德、刘少奇带一部去华北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毛、周、任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任弼时任“直属司令部”司令员。这一时期，他更忙了，中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地，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转移，甚至连夜长途奔波。粮食也不能保证，有时每天只能吃一把黑豆，他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和轻度糖尿病。陈琮英带着只有几岁的孩子远远，不畏艰险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服侍在任弼时身旁，使他能够坚持工作，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全国大反攻。

　　到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了，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半年期间，任弼时与10年前在苏联所生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在一起住了8天，让从来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这个孩子找到了父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但陈琮英在这半年里，一天也没有放下心，她写了很多信，叮嘱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一点变化，让任弼时非常感动。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率众子女去迎接，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他提出拍一张“全家福”。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当年10月27日，作为七大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一代重要领导人的任弼时，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让陈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十年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总是充满着缱绻之情和深深的敬意，她说：“与弼时相爱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传奇爱情故事，如诗一样地甘醇温馨，如高山大河一样地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