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美国费城天寒地冻。我住在基尔律师家，帮他们夫妇带1岁不到的男孩。白日里，整幢房子静悄悄的，只有那个不会说话的黄头发蓝眼睛婴儿与我睁眼相对。寂寞和孤独令我度日如年。中午时分，邮递员来了，我像兔子般跳了起来。亲友来信、中文报纸是我每天最大的企盼。然而，我常常一无所获，那时，美国的中文报纸，几天才送一次。我总是沮丧地望着白色的邮车离去，邮递员从驾驶座上伸头安慰我：别急，邮件还在路上！

　　这一天，邮递员笑呵呵递给我一封信，一封来自纽约市立大学T.K.Tong的来信。是谁呢？我打开一看，是唐德刚先生！一个多月前，我去纽约市立大学参加了《海外华人作家的本土性》研讨会，在那里聆听了一批著名华人作家的演讲，其中就有纽约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唐德刚先生。会后我请教唐德刚先生几个问题，他很耐心地解答。后来他有急事要先离开，特意走过来，嘱我有事可写信联系。过了些日子，我怀着对陪读生活极其绝望的心情，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倾诉我在美国无所适从的每一天，我说我很想读几年书，获一个文凭，在文学上有所长进。

　　信写完，投进邮箱。我从未期盼唐先生回信。我与他非亲非故，我只是一个从中国大陆去美国陪读的留学生家属。那时大陆留学生很少，举目无亲，我只是找个有学问的长辈，诉说心中的苦闷。

　　接到唐德刚先生的信，我的手激动得发抖。洁白的信纸，纯蓝的圆珠笔迹，蝇头小楷整洁清晰。信不长，却句句恳切。他赞扬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字里行间充满了鼓励，最后他说：“学文学，乘留美期间把英文学好，文凭不重要也。”

　　学文学，“文凭不重要也”，这句话至关重要，令我焦躁不安的心顿时安静下来。

　　一晃，23年飞驰而过。这些年来，国内文凭风愈演愈烈，我记住唐先生的话，沉下心来，读书、写作，出版了十几本著作，总算对得起唐德刚先生的一番教导。这些年，我不曾打扰唐先生，但凡见到唐先生的文章和消息，我不会错过。唐德刚先生是历史学家，是华人史学界口述历史的开山者与推动者，又是别树一帜的散文大家。他的散文，不像有种花里胡哨的文化散文，看似满篇历史，实则小说想象。唐先生的散文，不造作，不虚假，正如夏志清教授评价的那样，他“古文根柢深厚”，“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惊悉唐德刚先生逝世，想起他给我的信，心情沉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回国的情景：飞机还在上空盘旋，他的心遏制不住激动，阔别30年的故土就在下方，他忍不住“老泪纵横”。这些年，他无数次回到这块土地，教书、育人、研讨、捐献……他对故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难道，唐德刚先生再也不回来了吗？难道，他再也不能看一眼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了吗？我走进书房，翻找那封唐先生寄给我的，我又从大洋彼岸带回国的珍贵的信件。她静静地躺在一大堆书信里。我打开白色的信封，取出依然洁白的信纸，读了一遍又一遍。

　　此刻，唐德刚先生就站在我的面前……（王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