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海归博士自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来广泛关注，海归“水土不服”的老话题又重被提及。众多评论中，笔者注意到，不少论者呼吁改善国内高校的学术环境，为海归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与此同时，也要求海归们现实些、坚强些，不要走极端。

　　我不清楚这名海归博士的遭遇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海归的“水土不服”问题，并进而引起高校的重视。以我的观察，在众多高校校领导那里，是很难有海归“水土不服”的认识的；反过来，海归“水土很服”倒成了时下高校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77.7%的部属高等学校的校长、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和62%的博士生导师都有留学经历。由此可见，海归中“成功者”甚多，执掌国内高校的校长大多是“海归”，以他们的经历看，怎可得出“海归水土不服”的结论呢？

　　本来有个基本逻辑：这些海归校长们在国外大学接受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也见识了国外大学的管理，或多或少会在国内大学的管理中借鉴现代大学制度的经验。但这个基本逻辑，却没有成为现实。与之相反，“海归经历”在海归校长身上的印迹，很难觅得。

　　这就不得不提到“水土很服”的问题了。这些年来，有的“海归”一回到当前的高校制度中，就“如鱼得水”。概括起来，有两种情形：

　　一是在海外功成名就者。他们是近年来高校争相“引进”的海外杰出人才。此类引进，大多不为所有，但为所用。被引进者不需全年工作，每年工作两三个月即可——重点不在让他们亲历教学、科研，而是用其头衔，参与联合申请课题、评审学科或者报奖，并称这为学校作出的贡献远远大于教育科研的作为。于是两下之间协议达成，高校迅即获得一位“大师级”人物，由此构建“团队”，获得课题，而该人也心领神会，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好处，毫无水土不服之感。

　　二是对国内高校办学体制与学术体制深入研究者。他们对国内高校的运作、领导的喜好，了然于心。回国决然不提什么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而是动辄把书记、校长挂在嘴边，时常跑行政机关办公室，汇报科研设想、畅谈科研规划，并及时呈上科研成果。把国外的经历进行适当的美化自不在话下，在国内进行研究时，还识时务地把研究成果与相关领域的领导进行“深度合作”。如此这般，不一会儿工夫，就成为领导的红人。

　　以上两类海归，或许不是海归中的大多数，但却对当前的高校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并影响另外一些海归的命运。从“水土不服”到“水土很服”，不是水土变了，而是人变了。这种转变，令人思量。在这两类海归的夹击之下，本想回国有番作为的海归，有的退却；还有已经回国的，却因把在国外的“坏习惯”带回来(也被称为“学呆了”)，处处不适应。有网友就针对浙大博士遗书中所称“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发表感言，说其缺乏对国内学术圈的基本了解，太过书生气，太过理想化了。

　　在国内学术环境不变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海归“水土很服”，已经让“水土不服”成了异数。这更加剧“水土”改造的难度。此番浙大博士的自杀，在其他海归不存在水土不服的背景下，很有可能作为独特的个案，被教育部门与学校更多地从其个人方面找原因，于办学与学术体制的改革，恐难产生多大触动。(熊丙奇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