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开复一样，从大洋彼岸留学归来的王扬斌不喜欢下属称自己“王总”，于是全公司上下150多号人，一口一个“扬斌”，叫得不亦乐乎，中午享受着扬斌提议买的桌上足球；小磕小碰后用上扬斌建议设置的免费医药箱；拼了一年，如果被评上优秀员工，还可以到影楼拍上一幅臭美的艺术照，挂在扬斌公司的墙头……

　　王扬斌，2005年在杭州创办了阜博通公司。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和杭州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有了关系，那就是每天我们打开的数字电视机顶盒。2001年他回国首次创业，成立了研发交互数字电视(IPTV)平台为主的杭州英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华数、网通合作，共同开发了数字电视机顶盒技术。

　　生在温州的王扬斌，骨子里有着敢闯敢拼的基因。取得交互数字电视上的成功后，王扬斌知道，这个领域只能做候鸟般的短暂停留，不能因此停下脚步。“我们不是运营公司，可以一直卖同样的产品。”于是，在科技的路上王扬斌又开始了迁徙之旅。

　　迁徙·第一季

　　为做我自己，出国求学

　　事实上，王扬斌很早就习惯了迁徙的生活，自小随奶奶在温州长大的他，小学时迁居到武汉，高中毕业后又考入浙江大学，只身来到杭州。毕业后，在无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专业的出路时，王扬斌出国了，1991年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读研究生。

　　“那时计算机专业没现在这么俏，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国内出路不好，但我又想坚持自己所学的技术，所以三思后选择出国继续深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扬斌很羡慕现在来公司工作的那些浙大研究生，“我经常对他们说，如果当初有你们这样的机会，我也不会出国了。”

　　1993年在美国硅谷的摩托罗拉、通用仪器等公司担任重要研发和领导职务的经历，让王扬斌豁然开朗。硅谷，在他眼里是一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天堂，曾经坐在身旁的一个人突然某天变成华尔街日报上很神奇的创业家，那种感触，激励王扬斌也去勇敢尝试：1997年随现代视频压缩之父、著名华裔科学家陈文雄博士在硅谷创办了视比特公司；1999年又组建了自己的英卓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在硅谷如鱼得水的同时，这只远飞的候鸟仍惦记着大洋彼岸的生活。2001年，留学10个年头后，王扬斌选择回国创业，成立了杭州英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杭州的一幢普通写字楼里租了40平方米办公室，连员工面试都是借了别人的场地或者干脆在酒店大堂进行。

　　公司创办的第一年，王扬斌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美国公司。而杭州这边，因为没找准市场方向，致使公司全年几乎没有什么收益。但王扬斌说自己不是轻言放弃的人，在不断调研和市场考察后，公司将目标锁定在宽带网络视频技术研究和应用软件开发上，核心产品是宽带互动数字电视系统和平台，也就是人们熟悉的交互数字电视。这项技术是王扬斌在美国做了十多年的研究结果，通过和杭州网通、华数的合作，终于在杭州开花结果。

　　迁徙·第二季

　　享受脚踩两半球的生活

　　黑莓、iPhone、网络电话、视频电话……2001年选择回国创业后，王扬斌就成了数码产品的“俘虏”。每月至少要在硅谷和杭州之间奔波一两次，王扬斌不得不将自己武装成数码狂人，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办公。

　　他从不给自己放大假，在美国人过圣诞节时，他就回杭州公司找活干，当国内放春节长假时，他又跑到硅谷去调研市场，去年一年，王扬斌整整飞了30多万公里。

　　王扬斌说，自己很享受这种“脚踩两半球的生活”，可以“握中西以求是，得形势而创新”。而由中国公司开发出的专利技术，也就这样被他带到了美国，成了当地市场的抢手货。

　　王扬斌说，在交互数字电视取得成功后，2005年他和他的新公司阜博通公司将眼界投向了网络视频。“当时YouTube等新媒体慢慢成为热点，我们就感到自己有了新方向。”他们将一直困扰不少媒体的影视识别技术作为攻坚对象，开始了“影视基因”技术的研究。

　　简单点说，“影视基因”就是以算法提取影视节目每一个镜头内容的特征值。通过对大量母片进行分析，提取其影视基因并存储到中央数据库，基于影视基因库可以对网络视频进行自动识别检索，在新媒体版权保护、网络视频流行度分析、定向广告等领域应用广泛。现在王扬斌已经通过美国公司将这项技术卖给了包括迪斯尼、哥伦比亚、福克斯等在内的美国6大影视公司以及3大广播电视集团。去年奥运期间，央视网站和国际奥委会也找到阜博通，签约保护北京奥运会赛事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的网络视频内容版权。

　　而王扬斌说，这项技术并非简单地维权，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使新兴网络视频产业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

　　Q：你觉得自己体现了科技新浙商的哪些特性？

　　A：敢于以小博大。我在日本和著名的企业家EMOBILE董事长、CEO千本先生见面时，他听了我对公司的介绍之后，感慨地对他们公司的COO说，你看他们公司，100多人就想着全球业务了，我们EMOBILE几十亿美元的规模，还是个本地企业，只想着日本业务。

　　Q：生活中，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A：用科技创新改变人们生活，核心技术对产业链的杠杆推动效应，让我们在业界发挥远远超过企业本身规模的影响力，感觉很好。在科技服务出口时，不得不利用美国硅谷品牌，也让我们有些无奈。现在“中国制造”已经被世界高端品牌和消费者接受，希望有一天“中国创造”也能在世界上成为高品质的象征。

　　Q：现在海归回国创业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A：如果将回国创业的“海归”以时间为顺序进行纵向比较，就会发现，现在创业成功的门槛要比过去高多了。过去回来的人大多是专业性人才，拿一个小产品、小发明回来就可以创业；现在回来的更多的是复合型人才，不仅有技术，还要有一套经营公司的完整理念。甚至在回国前，公司定位、做法就已经想好了。这意味着，现在的创业已经不能简单地将国外的创业模式拷贝过来就万事大吉，而是需要经过自己的吸收和再创新。

　　Q：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在硅谷和杭州都拥有公司的你来说，有什么影响？

　　A：当然有影响。让我们更加注重企业管理的效益、现金流等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经历寒冬的麦子长得更好。(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