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教授王以铭今年70岁，已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职位上退休，我们在他曾任董事长的民生保险公司办公大厦顶端26层会客厅坐下，看飘窗之下北京三环路上车如流水，那仿佛是30年前他初访美国研修时看到的情景。他为30年前的那段经历而欣慰，从那时起，他的事业腾飞起来，而且和祖国改革开放伟业水乳交融。

　　他出生在上海，1956年毕业于育才中学，刚毕业就被选拔为海军航空兵飞行员。训练一年，在高空中跳过伞了，临到要放单飞，才发现耳朵有了一些毛病，结果复员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去追寻他的科学家之梦。

　　他的学业从小学起一贯优秀，本科毕业后接着上研究生，距离实现科学家的梦想眼看近在咫尺。岂料“文革”所至，蹉跎十年。这位北京工业大学教师发现自己距离去做一个大科学家的梦想渐行渐远了，这时“文革”结束。1978年9月，选拔出国留学生讯息传来，他被系里推荐参加外语考试。

　　王以铭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到高中学了俄语。在大学里，他努力攻读英语、俄语、德语科学文献，读得最多的是英语文献，还阅读了大量英语小说和历史文化书籍。即使在“文革”岁月，他依然坚持学习。机会总是垂青坚韧不拔的人，王以铭复习了十来天，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全校和全国赴美访问学者英语考试，进入首批赴美留学的团队。

　　得知即将赴美的消息，王以铭无限感慨。他惋惜自己最好的科研年华被“文革”消耗掉了，这年他已40岁了。但是，东隅已失，桑榆非晚，自己还有一段堪称宝贵的时间，还可以大有作为。

　　首批赴美学习的团队分为5个临时小组，王以铭被委任为第5小组组长。环顾身边的同行者，王以铭发现他们大都有着和自己相似的经历——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在动乱年月里坚持不懈的学习。他深深地感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来到华盛顿不久，邓小平访问美国，王以铭参加了迎接这位伟大政治家的几次活动，近距离细细观察这位领袖。他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赴美留学是邓小平决策的一个结果，一定要努力学习，早日归国服务于国家。

　　根据他的意愿，加上复旦著名教授谢希德的推荐，王以铭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研究。

　　研究过程中，他特别关注麻省理工学院是怎样组织和开展教学和科研的，去发现人家和国内大学教育的同与不同。那时，王以铭感到反差是强烈的，因此也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经常和美国教师们讨论这些内容，了解这些过程的来龙去脉。

　　在国内时，人们常常说到美国人学习比较轻松，美国人自己也说那里的中小学水平不高。王以铭则亲身感受到，在麻省理工学院聚集了一大批勤奋学习、勇于探索的青年人，其中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但多数是美国青年。没有先进的教育制度，无以解释美国科学技术和人文学术的先进。王以铭办公室隔壁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Robert Laughlin，是参加过越战的复员军人，已经成家，靠国家资助攻读博士，开一辆微型德国大众牌汽车。他是一位勤奋努力、思维敏捷的学生，王以铭和他讨论得很多。后来，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王以铭既为之高兴，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料想的结果。

　　归纳留学美国的收获，王以铭谈到两点，一是物理学专业方面，他参加了一些科研，提高了专业认识。二是增加了对美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的认识。王以铭说：“我在美期间，恰好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化时期，访问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种模式的国家和社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容易片面，知一知二才真正能举一反三。’中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了自己的思考。比如说，中文是美好的语言，学习了英语，就认识到原来英语也是一种美好的语言。对同一种事物，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述，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思想习惯。反过来，对中文也会有一种新的认识。”

　　王以铭在美国研修一年半就提前回国了，他感到国内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做。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向王以铭提及，是否考虑在这里拿个博士学位回去？王以铭笑着对丁先生说，年过四十就不必“浪费”宝贵时光念学位了，如果给我机会，我不是花时间拿博士学位的问题，而是指导博士生的问题。至于美国，我还会来的。就这样，他成为52人团队中最早完成预定学业后归国的。

　　归国以后，是王以铭事业的黄金年代，他很快成为教授，担任北工大电子科学系主任、北工大副校长，1992年担任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2000年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03年兼任民生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他还是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谈及这些经历，王以铭认为，30年前赴美访问研究，是他人生的崭新起点。30年间潮涨潮落，他感到当年的同行者都没有辜负使命。如果还能再度聚首，当是人生快事。(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