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门”折射中国社会体制之误

　　中新网7月21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近日针对“打工皇帝”唐骏“学历门”事件发表署名评论文章。文中称，唐骏事件不仅仅揭穿了一些海归的“新装”，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对“文凭主义”的反思。中国从根本上应该纠正这种“文凭主义”的误区，当社会对人才评价的标准不再为“学历”是举的时候，文凭就失去了它绚丽的光环，假文凭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

　　文章摘录如下：

　　曾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的现新华都集团总裁唐骏，近日被有“学术打假斗士”之称的科普作家方舟子指其博士学历造假，此事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与此同时，网上开始流传一份学员通讯录，指国内还有不少公众人物与唐骏都出自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其学历亦有疑点。　

　　唐骏的“学历门”事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唐骏们”纷纷修改简历，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知名度也因此急剧上升。“洋文凭”不再像昔日那样只可敬畏而不可质疑，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们也失去了那虚幻的光环。唐骏事件不仅仅揭穿了一些海归的“新装”，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对“文凭主义”的反思。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中国人对“文凭”的追求可谓达到了一种近似疯狂的程度，在古代“文凭”是升官发财的基石；在当代，“文凭”是享受富贵的本钱。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与“文凭”呢？在其产生初期，文凭就是读书的一种凭证。当时普通百姓还没有接收教育的权利，所以在那个时期文凭就等于文化，读过书的人就叫做文化人。何谓文化呢？《周易》有云，“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由此可见，“文凭”其实就是文化的一个代名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历来都很敬重文化人而轻视农业生产活动，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意思是君子应该用心求道而不费心思去求衣食。即使你亲自去耕田种地，难保不饿肚子；努力学道，却可以得到俸禄。所以，君子只担忧学不到道，不担忧贫穷。此次便奠定了“文凭”不可动摇的地位。

　　近代以来，受教育权成了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文化也不在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了，所以“文凭”的含义已经不能完全同文化等价了。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文凭，同样有文凭的人也不一定有文化。但是文凭作为评价人才的一个标准，却一直被沿用到现在。在人们的观念里，有“文凭”的人通常还是要比他人高出一等的，纵然这样的“文凭”含水量严重超标，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外国的月亮一定要比中国圆”，所以这些“海归”们就乘着文凭的大船飘扬过海回到了祖国。

　　读过《围城》的人就一定听说过“克莱登大学”，其实美国西太平洋大学也只不过是一个翻版的克莱登罢了。这样的野鸡大学在国外到处都是，不足为奇。然而，让人们诧异的是，这些野鸡大学的主要生源竟是中国学生。更人们匪夷所思的是，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竟然为了赚钱和这些野鸡大学搞起了合作办学。

　　其实，可怕的并不是“假文凭”，文凭仅仅是一张白纸，它并不能代表真正能力。如果只有读书考试的本领，那么就算这个文凭是货真价实的“美国货”也是惘然，和废纸毫无诧异。而如果有唐骏一样的管理能力，就算是野鸡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又如何呢？毕竟像比尔·盖茨这样成功的人士连大学都没有毕业。所以，那些毕业于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唐骏们”也无需紧张，只要你是块金子，无论有没有文凭的衬托你都会一样绚丽夺目的。

　　话说回来，假文凭虽然是迫于社会潮流而发，但是它毕竟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行至中国城市的街头巷角，“四六级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学历证明”等一些列假证书、假文凭的广告铺天盖地，只有想不到的“假”，没有做不到的“真”。假文凭已经成了一个暴利的产业，相关部门也在加强打击的力度，然而“假文凭”却是一个久治不愈的毒瘤。

　　要想根除“假文凭”单靠加大打假力度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对文凭趋之若骛，就算打击力度再大，也很难抑制这种学历需求的。所以，中国从根本上应该纠正这种“文凭主义”的误区，当社会对人才评价的标准不再为“学历”是举的时候，文凭就失去了它绚丽的光环，既然“真”文凭都没有意义了，那么又有谁愿意出重金去购买假文凭呢？

　　没有博士学位的唐骏就不是今天的打工皇帝了吗？而那些有博士学位的人，至今不也只能做个打工乞丐吗？“学历门”不仅仅是唐骏和他同学的错，更折射出中国社会体制的一种错，这才是更应该纠正的。(王太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