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旦消费者有了 “后悔权”，那么商家不但要推销出商品，还要使消费者收到商品后，不产生马上退货的念头，这就会促使他们尽可能全面、客观地介绍商品的优缺点。

　　李律师说，“后悔权”的具体规定也有值得完善之处，比如修订稿中对于 “消费者不承担任何费用的”规定，就略有偏颇。应当规定消费者只需承担必要的运送费用，在各地的实施细则中甚至可以规定一个运费的上限。这样既不会加重商家的负担，也能够引导消费者理性购物，更好地维护买卖双方的利益。

　　上海盛沃律师事务所梁杰律师说， “后悔权”的设立要具可操作性，应该从一开始就尽力完善。他说，消法不仅仅是一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更是一部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法、一部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如果只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出发，而不考虑相对双方的权益，不考虑社会经济秩序，那么这样的条款也很难获得有效实施。

　　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梁律师支持 “后悔权”，而且认为享有 “后悔权”的时间越久越好。但是从更理性的角度，他认为消法最新修订稿对于 “后悔权”的规定，过于加重商家的责任，且在具体表述上语焉不详，如果以目前的表述来看，恐怕难以有效实施。

　　他说，最新修订稿规定 “后悔权”的范围过广，且以销售方式作为区分依据，即所有 “非固定场所的销售方式”都适用 “后悔权”，这样的区分虽然简单明了，却会引发大量问题。

　　对于一件商品的购买，应是消费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一旦成立了买卖合同，除非具备一些法定情形，否则消费者是无权退货的，这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而以往买卖合同的成立，以交钱和交货为时间点，无论是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是 “非固定场所的销售方式”采用的多种收款和配送方式，一般来说商品交由消费者验货并收下，即视为完成了买卖合同。

　　因为从拿到货之日起，消费者即对商品具有所有权 (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而对商品不加区分地适用 “后悔权”，等于使消费者可以无偿地获得对商品30天的所有权，无非是占有、使用、受益时不能 “影响商家的再次销售”，而处置的方式只能是退货。

　　打个比方说，消费者可以在网络书店买一本书，拿到后看29天，在保证书籍没有污损的情况下退货给商家，在这期间还可以将书借给甚至租给别人。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其次，最新修订稿规定的 “后悔期”过长。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由于一定时间内可以无需理由地行使 “后悔权”，那么等于这段时间内消费者可以无偿地对该商品进行占有、使用和受益，对许多使用时不会造成折损的商品来说，消费者大可以买了、用了再 “后悔”，虽然看似保护了消费者权益，但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这样的商品退出 “非固定场所的销售方式”，最终还是给消费者带来不便。

　　再次，最新修订稿规定消费者 “不承担任何费用”不妥。“一个经济行为需要从成本和效用方面加以考量，如果购买商品后行使 ‘后悔权’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无疑会促使理性的购买行为变得不理性，同样不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梁律师说，对于何为 “影响商品再次销售”应当进一步明确。再拿刚才提过的书籍为例，我们知道大多数书是没有包装的，但是现在也有不少书加了塑封。显然，要想了解书的内容，必须拆除塑封才行，如果拆封后感到 “后悔”，这样的书还能否退呢？如果不能退，无疑是迫使商家给所有书都加上塑封，这不是一种资源浪费么？

　　梁杰律师认为，如果对 “后悔权”的行使时间进一步加以限制，比如改为7天之内，同时要求消费者承担行使 “后悔权”时的必要运费，更加有利于该制度的实施。

　　诚信是企业生存的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消协副会长刘俊海认为，此次修改应进一步拓宽消法适用范围，囊括各类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建议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和对“网上交易”等三类产品建立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建议政府公权预防审查格式合同。

　　“要建立冷静期制度，也就是后悔权制度。原则上让消费者在合理期限内可以无条件退货，特别是对于电视直销商品。还要增加消费者安宁权制度，增强公权力的行为保护。”刘俊海认为，消费者的后悔权制度未必适用于所有消费行为，但三类商品交易活动应当适用后悔权制度：网上交易；先交钱后签合同的消费行为；交易额巨大的消费行为，比如购买汽车、房屋等。

　　“我们希望在修改后的消法中引入产品召回制度。现有的‘三包’制度只是解决点到点的问题，而召回制度则是解决点到面的问题。所以召回制度对消费者的保护更为根本。”刘俊海认为，建立冷静期制度和产品召回制度，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战略举措。企业对消费者讲诚信就会有生存空间，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刘俊海认为，对于霸王合同，既要用民法理论，通过格式合同解释、效力认定来保护消费者，也要高举契约正义的旗帜，运用政府的公权力建立格式合同的预防性审查制度，把好格式合同准入关。(田仝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