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俩一直认为爸爸身体很好，没想到，爸爸到了尿毒症晚期，还在打工给他们挣学费和生活费。

　　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之后，姐弟俩不惜一切地挽救起爸爸的生命……

　　要留下爸爸的容貌

　　这是雷晓青和爸爸唯一的合影。

　　清明前一天，她刚踏出寝室门又折了回去，抓起室友的数码相机放进自己包里，边走边给室友打电话：“借了你的相机，我等不及你回来，我要回(重庆)开县看爸爸。”

　　一年来，每次见到爸爸，她都担心是最后一面。这次，她无论如何要定格下爸爸的容貌，她怕爸爸突然走了……

　　这张合影就是这次回家照的，弟弟和爸爸也合了影。照片上的爸爸很憔悴，雷晓青挽着他的手臂，在背后支撑他那被尿毒症折磨得很虚弱的身体，就像记忆中，爸爸用他那虚弱的躯体支撑起这个家。

　　记忆中，在外打工的爸爸还有一句常说的话：“我很好，你们安心读书。”直到爸爸快不行了，姐弟俩才知道，爸爸说这句话时，早已徘徊在生死边缘。

　　雷晓青去年大学毕业，和妈妈一样，她与弟弟现在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爸爸，为了这个家，可他们仍觉做得太少，欠爸爸太多。姐弟俩都想割一个肾给爸爸，延续他的生命。

　　“爸爸一直在骗我们”

　　雷晓青老家在重庆开县南雅镇天津村11组，现在江北石马河重庆市山城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做电脑系统维护工作。她是个很成熟、漂亮的女孩。

　　“爸爸是为了我和弟弟才病倒的，在广东东莞，医生一晚下了3次病危通知，他和妈妈都瞒着我们。”雷晓青永远记得那天——2008年1月31日。

　　“晓青，你爸得了尿毒症，不行了！”同在东莞打工的表姐打来电话，那时，雷晓青正在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读大三，她不敢相信：“我昨晚打电话，妈妈还说爸爸很好。”

　　雷晓青和弟弟雷海林赶到东莞，见到4年没见面的爸爸雷正轩。

　　雷晓青回忆：“破旧的出租屋里，爸爸躺在凌乱的床上，很瘦很瘦，奄奄一息。”因没钱，雷正轩在医院呆了一晚便出院了，就是那晚，医生给他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

　　“你爸爸早就查出患了尿毒症，他不准我告诉你们，怕影响你们学习。这次再不告诉你们，我怕你们就看不到他了。”妈妈带着哭腔的声音让姐弟俩顿时懵了。他们从不知爸爸有尿毒症，只知爸爸1998年得了慢性肾炎。

　　“2001年，爸爸说他病好了，又和妈妈到广东打工。”雷海林眼睛红红的，“我们一直以为爸爸身体很好，真傻，慢性肾炎怎么可能说好就好呢？”

　　“傻孩子，你们来做啥，我很好。”看到孩子们，雷正轩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

　　“爸爸，你为什么要骗我们？每次打电话，你总说很好……”话没说完，雷晓青已泣不成声。

　　想到爸爸入院当天还在工地上忙碌，还按时给儿女寄生活费，还在电话里说自己很好，雷晓青和雷海林开始恨自己，这么多年来竟忽略了爸爸，自责的泪水浸湿了爸爸身上破旧的棉被。

　　姐弟俩发誓，要让爸爸真的好起来。

　　弟弟带着爸爸读书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半月后，雷正轩脱离了生命危险，回到开县后，妈妈付前芳又匆匆去了广东，她要为丈夫挣救命钱，为儿女挣学费。她在一工地做饭，月工资不足1000元，可她每月只给自己留50元，其余的全寄回家。

　　妈妈走了，雷晓青也要回主城上学，照顾爸爸的重任落在弟弟雷海林身上。

　　“你们安心上班、上学，爸爸交给我。”雷海林像突然间长大了，他已决定，带着爸爸一起去读书。

　　雷海林在附近的铁桥镇中学上高中，老家的房子到处漏雨，他就在铁桥中学旁租了间破旧的民房。

　　每天，雷海林一早就起床安排好爸爸一天的生活，中午放学后又赶回出租屋为爸爸做午饭，然后匆匆赶往学校，下午放学和上晚自习的短暂时间，他也得回去。夜深了，他还要复习、做家务、为爸爸洗衣服。

　　病重时，雷正轩连床也起不了，晚上要起夜好几次。每次，看到儿子睡得那么熟，他都不忍心叫他，“儿子特别惊醒，我稍有响动他就醒了，起来扶我上厕所，给我端水。”

　　每星期，雷海林都要带爸爸到县城人民医院做两次透析，“他老不准我请假带他去，我怎么放心让他一个人坐一个多小时车去医院？” 雷正轩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耽误儿子的学习，“他马上就要读高三了，我拖累了他。”

　　姐弟想给爸爸捐肾

　　清明节放假3天，雷晓青带着相机回重庆开县看爸爸，她在三军医大给爸爸买了10支10000单位规格的促红素，医生说，爸爸严重贫血，开县没有10000单位规格的。

　　见到女儿，雷正轩挣扎着坐起来，第一句话仍是：“跟你说我很好，莫老回来看我，浪费路费，自己好好工作。”

　　“他总是这样——哪怕明知道骗不了我们。”雷晓青说。

　　雷正轩的尿毒症已到晚期，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雷晓青打听过，换肾要好几十万，姐弟俩都想为爸爸捐出一个肾，可他们连做配型的钱也没有，雷晓青至今欠着学校1万多元学费。

　　“爸爸透析一次要500元，还要吃很多药，每月至少要4000元，能借的亲友都借遍了。上个月，爸爸病情加重又进了医院，花了一万多元，要不是我单位资助和同事捐款13000多元，爸爸可能已不在了。”雷晓青说。

　　和妈妈一样，雷晓青几乎将所有收入都用在爸爸身上，扣去房租，她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有1500元，每月至少要寄1300元给爸爸。

　　“她们4个女孩住套寝室，都是合起做饭吃，只有雷晓青单独开伙食，很少吃肉。很多衣服都是朋友不穿了送她的。”山城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张红兰无法想象，这个18岁的女孩如何做到每月只用200元。

　　“我的伙食和别人不一样。”雷晓青说，什么也没有比延续爸爸的生命重要。她还拒绝了单位办的养老保险，这样，她自己就不用缴那每月90多元的保险费，又可多给爸爸寄90多元了。

　　雷晓青永远记得自己上大学时，面对每年5000多元的学费，很多亲友都说：“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书，何况家里这么穷，让她早点去打工算了。”可爸爸总说自己没文化，不能再让孩子没文化，哪怕是欠债。

　　“他用自己的命为我换来一张大学文凭，如果那时就知道爸爸的身体这样差，我绝不会上大学。”昨日，雷晓青说，现在，是该她和弟弟报恩的时候了。

　　“将来上了大学，我还要带爸爸一起去，让妈妈和姐姐安心挣钱回来救爸爸，给爸爸换肾。”雷海林说，哪怕有一线希望，他和姐姐也不会放弃。(记者 周立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