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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冯琬惠

　　女作家是怎样的一群女性？智慧聪颖，特立独行，犀利反叛？或许并不特别，但无论她们身上标着哪样的标签，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文采非凡，并肩负同样的使命——书写世界与人生。

　　50后泯灭性别的一代

　　50后女作家出生于红色激情的新中国建立之初，成长于狂热混乱的“文革”时期，成熟于巨变多元的开放年代，她们灵魂中烙着伤痕，记忆里留着变迁，眼界既大，感慨遂深。由于特定时代，“女性特色”几乎等同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50后的不少女性作家因此消解了自己的性别，多数作品都体现出一种无性别状态。即使在表现女性独特感受，抒写了女性情爱和命运的作品中，女性主义角度也并不明确。

　　大量有影响力的作品都以男人为主人公，即使采用女人做了主角，也不能代表她自己，而往往被作家赋予了一代或一类女性的普遍生存意义。50后的女作家们喜欢扮演旁观者的角色，主人公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这样的视角理性、犀利，却未免共性不够，甚至有意忽略了主人公身为女性的独特心理与生理状态。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50后的女作家是公认的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素材的实力派作家，她们对都市化、个性化写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深度写实主义的手法切入历史，为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坛提供了最素朴最丰厚的收获。

　　毕淑敏 幸福守望者

　　接受采访时，毕淑敏刚刚从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不丹国返回，那是个与世隔绝的山峦谷地，蓝绵羊、野罂粟和雪豹在其中盎然生长。去的原因并非单纯为了美景，而是渴望看看那雪山小国里，如何实践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理论。

　　与此同时，她的新书《破解幸福密码》面世了，这本书的内容来自她在《百家讲坛》上的系列讲座。《百家讲坛》的编导们邀请毕淑敏做有关幸福的讲座，足足邀请了4次。她说最后自己怀着革命先烈不惧生死的勇气接受了邀请，因为怕讲不好。事实上，恐怕没有哪个女作家比她更适合聊“幸福”了，因为她是个有心理能力幸福的人。

　　她对幸福的感知和体会，是多年来人生经历一点一滴铸成的。

　　她生于新疆，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1969年，不满17岁的毕淑敏，参军去了平均海拔5000米、空气稀薄的藏北高山上。当时与她同去的共有5个姑娘，她们是此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一批女兵。

　　她在西藏阿里整整当了11年兵，学了医，见过死亡，深知生命短暂，又整日面对大雪封锁的山，深感人类渺小。她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药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攀越6000多米高山时，心跳急遽，头上顶峰云雾缭绕，脚下渊薮深不可测，年轻的她第一次想到了死。

　　1980年毕淑敏转业回京，做医生，结婚生子。1987年，毕淑敏在父亲鼓励下，一周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昆仑殇》，第二年作品在《昆仑》杂志发表，一炮打响，并获得第四届“昆仑文学奖”，也让她跨入了文坛。边行医边写作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毕淑敏发觉一心不能二用，两者必须择其一。那时候，她是北京铜厂卫生所的所长，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调她去做专业作家，毕淑敏犹豫了足足两个月，放不下已经做了22年、吃过苦救过命，对此情有独钟的医生行业，也对以后的创作没有把握。最后她还是选择了一心一意写作，为了更有底气，她认真地读中文专业，拿下文学硕士，后来又攻下心理学博士。

　　王蒙说她：“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认为她善意而冷静，称她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如《紫色人形》《预约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工作下去。”

　　2008年，毕淑敏在将近4个月时间里，用自己辛辛苦苦写作所得的半生稿费(近40万人民币)，和儿子芦淼一同乘“和平”号从日本横滨开始了长途航海旅行，其间经过了数十个国家，并到了一些还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成为华丽的首批中国环球游者。这场旅游造就了一本书：《毕淑敏母子航海环球旅游记》，书中优美的文字，精彩的照片，开心笑脸的毕淑敏，无不诠释着两个字:幸福！

　　60后反叛的一代

　　60后一代作家是在“文革”的废墟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荒诞而压抑的童年对她们的影响非常深刻，她们的面前是一个政治的、信仰的、激情的大废墟，一个无法拼合的破碎的世界，一个断裂了的历史，从这个起点来开始写作，她们便成了真正的怀疑主义者。

　　面对这样的历史与社会，她们不能改变，也很难接受，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相对于前辈，她们的作品加重了女性意识，强化女性经验，把女性最隐秘的感受、心理、情绪，都通过优美的文学表达出来。

　　从这个时代的女作家开始，女性文学迥异于男性主流文学，她们写出了从前中国文学史上不曾表现过的东西，写出了男人永远无从体验的东西。

　　如果没有那段黑暗岁月，没有那样浓重的痛，虹影也许不会写小说、写诗，不会成为著名的旅英作家，也不会以她嚣张的才情，诡异华丽的姿态以及岩石般的自信，占有了一片属于她自己的自由天空。

　　虹影 自伤取血写真书

　　她是母亲和另一个男人生下的孩子，眼盲的养父接纳她，而母亲对她仿佛有恨，哥哥姐姐更视她为多余。18岁那年，她才知道自己的私生女身份，那年，她跟生父见了面，但不肯喊他，致死没有认他。现在她“懂得了人生之难，悔之莫及”。

　　也在18岁的时候，她爱上了父亲般的历史老师，历史老师为了摆脱被迫害的噩梦放弃生命，未婚先孕的少女虹影，躺在堕胎的手术台上，那痛封锁在她心中若干年，后来有一天炸开发酵成为小说的养分。

　　她离开家乡全国流浪，混迹于各个城市的艺术家之间，尝试各种生活方式。她拼命写作。不到20岁就开始写作，至今未曾后悔这一选择。“只要上了火车，就不愿意下来，宁愿就那样待着。没有家，就四处为家，家在路上，在心里，人在哪儿，哪儿便是家。”“夏天剪奇特的短发，不穿内裤，参加黑灯舞会，跳摇滚舞和迪斯科，有公安局来查，就翻窗夺门逃走。”“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疯狂约会，疯狂写作，疯狂做爱。”

　　但她是美的，像水中的火焰一样燃烧着，浓艳而独绝，温柔而刚强，笑容如美杜莎一样充满诱惑。后来，她成为学者赵毅衡的妻，跟他出国生活，认真写作，参加各类文学比赛，赤手空拳在文坛上打出一片江山。在成就了一段伉俪神话的同时，成就了一个知名女作家。

　　但是，她超凡脱俗的爱情和婚姻，以为会终身延续的幸福，有一日还是断裂了，爱去了，新的伤口叠加上旧的伤口，好在还有文字，还有生命。

　　几年过去的今天，她有了新的爱情——一个英国绅士，有了可爱的3岁混血儿，有了一本对着自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写成的新长篇：《好儿女花》。

　　70后个人化写作者

　　从60后那一代开始，女性文学已然在文学界独树一帜，到了70后更是出现娘子军团，男作家人数似乎远少于女作家。

　　70后作家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时代长大，物质得到了重视。她们比前辈的生活环境自由得多，也再不能像父母亲那样享受国家分配工作的待遇。比起上一代人，她们活得更艰辛，生活压力更大，写的作品也更商业化。70后女作家经常以“美女图”配文字的方式推出自己，并曾被统称为“美女作家”，各文学杂志则纷纷开设“70后作家专栏”，作者几乎都是“美女作家”。

　　她们还迅速占领了纷纷涌现的、报酬丰厚的时尚杂志专栏，成为最早一批从事时尚写作的弄潮儿，在撰写心灵鸡汤式时尚文字的同时，她们继续着纯文学的创作。于是所谓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界限逐渐模糊。之后，她们又渐渐进入了报酬更丰厚的影视编剧行业。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迅速为人所知。

　　赵赵 你管得着我么？

　　赵赵开始出名是在2001年，那时，她在南北各大媒体写专栏，累得直喘，赚了一辆都市贝贝，开着满北京城跑，得意洋洋。

　　和许多“忧国忧民”的作家不同的是，赵赵一直有种把写作当副业的心态，实在是因为她多才多艺，不但能写歌编曲，还得过歌唱比赛的奖，据说她最想做的是女相声演员……她没有让自己的文字承担家国责任，一切随性，许多小事情经她笔下一转写出来，好像生食经过大厨爆炒，酸甜苦辣，别具风味。“她写的都是常人常景，柴米油盐，从来不以题材奇巧取胜；写法上也是直话直说，干净利落，什么隐喻啦象征啦，简直闻所未闻。她的随笔，因为篇篇切中一个‘情’字，就变得柳絮一般似花还似非花，叫人读了，忍不住有种春天的萌动，想要问问情为何物。这就挠到了每个时尚青年的心窝口，没有亲和力才怪。”

　　2003年，对于赵赵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事业的，感情的。

　　那年，王朔找她写剧本，就是《动什么别动感情》，电视剧播出一炮而红，让她一步跨进了收入不错的编剧行业。王朔后来对她坦承道，找她写不是因为她有才，是因为欣赏她的吊儿郎当、放荡不羁。不知道赵赵听了这话有没有深感知遇之恩。

　　那年底，赵赵嫁给了唐大年，一对大雅大俗组合的喜乐鸳鸯浮出水面。赵赵事后坦承，她找爱人的标准是有才华，不是因为唐大年看上去非常散漫、吊儿郎当的。

　　唐赵组合总是被人津津乐道着，他们不但生活志趣相投，还做了工作搭档：唐大年做导演，赵赵做编剧，合作了《青春期》。夫妇俩和诸多圈内的朋友，石康、张弛、杨葵、狗子等气味相投，交往的故事被各人记载，形成了京派文坛一景。

　　现在的赵赵开始转型，朝着严肃作家的方向努力。

　　80后外星来访者

　　80后女作家是在商业大潮的环境下迅速成长起来的，经济条件好，独生子女，没有经历社会变动的挫折，有机会接受完整系统的各类知识——所有这一切，让她们比前辈作家们更特立独行，几乎颠覆性改变了从前的写作方式，这正是称她们为“外星来访者”的原因。

　　她们从最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作家”称谓。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应该是指以写作为职业的人，而80后女性作家很多从大学时代便开始写作，毕业后也不肯以专职作家的身份写作，主要原因在于，她们视写作为抒发情感或者个人兴趣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赖以“糊口”的职业。

　　另外，她们的写作环境也完全改变了。网络和媒体的普及，一方面使得信息爆炸，让80后们写作视角更广，想象力更离奇；另一方面，发表作品变得极其简易：只要按下手边的发送键，人们可以传播自己的作品。

　　女性写作在经历了仿男性写作、无性写作时期，经历了边缘化女性为己自恋、拒绝男性时期后，走到了目前的80后阶段：女性作家在解构父权神话的同时，企图与母连接，构建一个温情的女性联盟。假如说“五四”女性作家是在性别意识的觉醒期，“美女作家”是在性别意识的反叛期，那么“80后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和个人意识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她们有能力用自己的文字去构建一个属于女性的世界，不再通过反抗或抵制“男权社会”来确认自己的女性地位。

　　张悦然 职业作家是堕落的

　　张悦然小的时候，高知父母非常不希望她做和文学相关的工作，可能他们觉得女儿性情敏感悲观，情感激烈，如果学理科或许不会那么痛苦。但是机缘还是来了。父亲的同事到家里串门，看到悦然写的小故事，说写得好，就拿到他主管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那一年她读初三。

　　高三，她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之后，张悦然到新加坡读计算机专业。到了陌生的国家，她内心的失落非常大，孤独、不自信。沉默下来的张悦然开始写东西。如果不是那么孤独，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写作。

　　第一本书《葵花走失在1890》是短篇集，出版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从《萌芽》认识她了。第二本书《樱桃之远》又一次获得了成功，2004年6月和7月，张悦然回国到各地签售，看到那么多读者喜欢她的时候，她才真正体会到成名的感觉。

　　当她再次回到孤独的新加坡，一边应付繁重的学业，一边写新书《水仙已乘鲤鱼去》的时候，压力让她自闭、暴食，觉得身体里有一个特别大的缺口，空虚感强烈。《水仙》几乎无法完成，人快要分裂了。后来还是写作帮了她，完成的作品是对她内心的大支持，这本书获得华媒文学奖，她也从刚出名的那种不协调中走出来，安静下来，之后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誓鸟》。

　　一个25岁的姑娘，已经写了4本受到各方面好评的书！她的作家之路似乎是命定的，张悦然却表示不会做职业作家。“那样太自闭了。职业作家是‘不得不去做’的一种人，他们不是自己想成为职业作家，而是因为在写作时慢慢丧失了别的能力，丧失了和别人沟通的能力，丧失了和别人一起工作的能力，没有了责任感，甚至没有了时间观念。作家的稿子哪一个是提前给你的？因为他们就是不需要负责的一群人。慢慢地这种状态变得很可怕。所以我觉得职业作家是人退化的过程，你进入这状态很难再出来。”

　　“我希望至少有一个让我能够一直做下去的工作，或者不断地锻炼一点其他的能力，至少不让我‘堕落’到只能做作家的地步。”

　　上面这些话是几年前她毕业归国前对我说的，如今她是中国热销杂志《鲤》的主编，致力于推出优秀的小说。

　　《鲤》是主要针对女性读者的“主题书”，“使她们找到自己在从女孩到女人的成长历程里的同伴，认识真正的自己。”它的作者也大半是女性，张悦然坦言，她需要高质量的作品，而男性优秀作者很不好找。(摘自《中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