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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钟和晏

　　“灯画的内容，早期多是山水花鸟，到了清代中叶大量出现了戏曲和小说题材。这类灯画属于连环画的早期形式，常引人看完第一盏，定要看第二盏，直到看完故事终了而止。”

　　第一次看见灯画，它们是被一片片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大概10多厘米宽，30多厘米高，挂在宣武区文化馆《元宵灯画展》一间不大的展厅里。画片都以绢纱作底，上面是彩绘的人物图案，因为隔着年代，原本素白的绢纱已经发黄残旧，周边也丝丝缕缕的。

　　到今天，灯画可能不是一个熟悉的称谓。关于“灯画”的定义，已故民间美术学家王树村在他的《民间美术》中有上元节的章节，提到各种各样的灯彩——走马灯、夹纱灯、画舫灯等等，“其中有一种绢纱灯画，是画在灯屏上的绢画，故又称作‘灯画’。灯画一般4盏为一堂，每盏4面，共16幅，也有24盏或更多为一堂的”。除了手绘之外，也有木版刻印的灯画，现在，河北武强、山西南部、山东等都还有清代木版戏曲灯画保存。

　　《元宵灯画展》展品的收集者是从事民间美术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张琴，她说一开始，她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她在别人家里看到，黑糊糊地卷在一起，看起来很脏。“我的工作是针对实物和田野调查，中心点是戏曲，最初是那些戏曲图案吸引了我。”她告诉我，“去年下半年，有天我为一个戏曲刺绣寻找几片搭配的辅助画面，把这些东西打开慢慢整理，看到有些上面有清楚的年月落款，我去查资料，才基本确定是灯画。”

　　过去灯彩的制作成本不菲，通常由豪门富户出资、民间艺人完成后，每年元宵挂在府门、商市或寺庙，挂在寺庙的花灯常会落款“某年正月十五”、“某信士敬奉”字样。展品中有一屏《大战长坂坡》，右上角用墨笔注明“大清光绪甲子年”，还有一屏“三国戏”的左下角写着“弟子宁白蛋男银旺孙春荣敬叩”，看来，这位宁白蛋是一家之主了。

　　王树村把灯画定义为我国连环画的早期形式，他说：“灯画的内容，早期多是山水花鸟，到了清代中叶，因为戏曲和小说盛行，灯画中大量出现了如《贩马记》、《一捧雪》、《水浒》、《聊斋》、《红楼梦》一类的戏曲小说题材。这类灯画常是画故事的全部情节，引人看完第一盏，定要看第二盏，直到看完故事终了而止。”

　　这里的150片灯画绘制年代以晚清、民国为主，收集地区是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其中三国戏占了一半左右，还有部分封神戏、西游戏等。张琴说：“我大概总共看过400多片灯画，从清代、民国一直到解放初期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国戏从来就没断过。基本上是连续几十片，甚至有一组50多片，肯定是花灯一溜儿挂过去。”

　　有一组总共10多幅的清代三国戏，都是16厘米×38厘米的尺寸，顶端用朱笔题上5个字的抬头，如“雪天请孔明”、“千里送皇嫂”、“八里桥挑袍”、“赵云长坂坡”、“古城斩蔡阳”、“老张三动鼓”等等。基本上每张出现一两个人物，画法用色也大同小异。“赵云长坂坡”画幅中央是手持银枪、骑马激战的主人公，一脸紧张万分的表情，他的身后还有一个高举旌旗的战士，红色的旗帜飘荡在画幅的上端。正在奔跑的战马用墨笔勾勒，赵云的战袍用红紫绿蓝等上色，银枪、马辔等是鲜艳的靛蓝色。虽然尺寸有限，却传递出激烈厮杀的氛围。

　　连环画一般的戏剧故事灯画之外，还有一些也许可以称为“戏出灯画”。另一组三国戏中的《徐母骂曹》，身穿红色官服、戴官帽的曹操坐在一张条案前的椅子上，处于画幅右侧正中央的位置。左下角穿暗黄色袍子的李徐母右手拄一根红色拐杖，左手向前伸出，手指正指着曹操脸部的方向。左上侧的背景是一架屏风，从形状看应该是戏台上的布景，曹操的凳子是摆在条案前面的，想来也是对戏台场景的描画。

　　戏曲的一个独立剧目叫“齣”，后来简化为“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性理精义》、《戏出画册》、《戏出册》等3种绘画册页，都是绢本、工笔设色之作，把戏台人物的脸谱扮相、服装以及场上道具等细细描绘下来。画的戏出有《群英会》、《打金枝》、《骂曹》、《庆顶珠》、《铡美案》、《断桥》、《空城计》、《取荥阳》等，但是都没有作者名款和作画年月。

　　这些戏曲画被认为出自内务府如意馆御用画师之手，因为如意馆档案中曾有“著沈振麟画戏出人物册页十八开”的记录。沈振麟是同治年间擅画人物、山水的宫廷画家，据说如意馆画士对两类作品照例不署名：一类是帝王后妃像，不敢也不准署名，另一类就是小说插图、戏出人物，他们认为属于“小道”，不屑于署款。

　　19世纪，北京民间职业灯画师也少有记载，画师徐白斋(徐五)的名字第一次是出现在蔡绳格(1856～1933)的《北京岁时记》中：“绢画颇有高手，道咸间徐五、鲍九两家绢灯最著名，徐笔超逸，鲍绘精工，徐惟鲍助，他人不敢接也。时人评北新桥西聚生斋徐画《醉菩提》绢画四十支，传神处为都门第一。”据说徐白斋的传世作品有《醉菩提》、《西游记》、《风月禅》、《霸王别姬》扇面等，现藏国家博物馆。

　　已经退休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宋兆麟记得博物馆里有灯画藏品，因为没有亲眼见到，他也不能断定是否就是徐白斋的作品。博物馆收到这一类捐赠之后，通常就收起来堆库房了。他评价《元宵灯画展》说：“我感觉这些灯画基本上是晋南的东西，比如运城、临汾、襄汾一带。因为晋商的缘故，晋南的住宅很豪华，都是二层楼房。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家家要挂灯，院里院外都挂，大门口挂几十盏灯，而且互相攀比，比其他地方更热闹。讲究策略智谋的“三国戏”在山西比较流行，另外还有《杨家将》。到了江南，《梁祝》、《牛郎织女》之类就多了。”

　　宋兆麟先生向我描述他在山西见过的灯彩实物，多半是四屏和六屏的，都是长方形、直上直下的造型，木头就是一般的硬杂木，讲究一点用红木、乌木。“山西人很注重老物件的保存，他们有这个习惯，房子也比较大。北京的灯市曾经很繁盛，现在很难找到了。北京人不爱留这些东西，觉得是破烂看不上。”

　　明代以前，有关北京灯节的记载不多，元末熊梦祥的《析津志辑佚》中有“正月皇宫元夕节，瑶灯炯炯珠垂结”。明朝时，北京灯市在东华门之东，也就是今天的灯市口一带。《日下旧闻考》中有记述，“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再过晚始散，灯贾大小以几千计，灯本多寡以几万计”。从东华门外到崇文门街西，“街三行，市四列，市楼南北相向，朱扉绣栋，素壁绿绮疏，其设氍毹帘幕者，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属也”。

　　清代宫廷内务府造办处下设灯库，专司宫灯、花灯的制造修理，皇宫外也出现了文盛斋、华美斋、美珍隆、秀珍隆等灯铺。清代《帝京岁时纪胜》、《宛平县志》等对灯节的记述都大同小异，富察敦崇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燕京岁时记》中说道：“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处皆不及也。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各色灯彩多以纱绢玻璃及明角等为之，并绘画古今故事，以资玩赏。”

　　1943年2月21日的《晨报》上，关于灯市的报道变成了“鼎革以远，百事维新，前门一带商店，虽仍例行不废，而大率乞灵电机，非不眩奇斗巧，终嫌味同嚼蜡。今惟大栅栏、瑞蚨祥、廊房头条之谦祥益等，尚有绢灯数百盏，应时而悬，人人品评。止制作绝精，彩画又多出名人手笔，西厢、三国、水浒、红楼之类，摹绘会书事实，栩栩如生，是真无愧为美术者欤”。

　　这次展览中也有几幅建国初期的灯画，到了那时候，颜料已经用得比较粗糙，材质也变成棉布了。有一屏棉布质地的三国戏正中央清楚地写着“公元一九六零年吉元月望日立”，左下角是“信女张母刘氏男国盛孙淑嶺敬施”。还有一屏“三国戏”右上角上书“公元一九五四年新春正月十五吉日”，“五”字的后面还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四”字，显然是10年前的旧物又被挂出来。

　　在历史大戏之外，也有一些家庭伦理戏和情感戏。一个《卖水》的场景是站在花园外的李彦贵肩挑一担水，穿着已经落魄，但还是带着点书生儒雅的气质。还有4幅出现了花园里手持折扇的小姐、拿着团扇的丫鬟和拄着拐杖的老母亲等人物，让人怀疑是《西厢记》。不过收集到藏品中没有张生的出现，总还是让张琴难以断定。

　　张琴对藏品的研究方法是先根据戏曲题材分类，之后再细分材质，没有具体落款的灯画，通过绢纱质地、用色和人物风格做判断。绢纱质地经过多年的岁月损伤，自然会有所不同，人物的风格画法每经过二三十年，就有很大变化。从晚清开始，很多灯画已经是用化学颜料，跟矿物、植物提炼出来的天然颜料相比，鲜亮程度的区别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

　　因为是灯光映照下的画面效果，一般说，灯画讲究人物传神的神态和鲜艳的色彩对比，对人体比例、五官细节方面没有那么细致，通常都画得比较随意。在当年，这些灯画也许是很普通的民间画作，因为年代久了，今天看起来亲切而素朴，尤其人物的神态表情，几乎让人过目难忘。张琴说，“其实民间的形象就是很亲切的，但从来不是轻佻”。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