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忘言

　　“当中国在重塑世界中发挥其作用时，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还显得混沌不清。但是，通向那个未来世界的旅程注定是颠簸坎坷的。”最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用上面的话作为关于中国的封面故事的结束语。

　　这本周刊用长达6页的篇幅介绍了未来地缘政治中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谈到了环境、货币、互联网、贸易、空间、气候等等方面，认为“这个中央王国正在重书全球的规则---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另一家美国知名时政周刊—— 《时代》周刊，在以《泡沫、泡沫，辛劳和麻烦》为题大篇幅介绍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后，在“对未来10年的10个看法”中也专门提到了“中国和美国：不或缺的轴心”。擅长造词的美国人用一个新词“亦敌亦友”(frenemy-ship)来描绘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

　　随手翻翻，中国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媒体必谈的热门话题，报道也从金融危机时更多关注经济话题向更广泛领域扩展，比如所谓中国的新民族主义。

　　通观这些评论，可分为两类：

　　中国的发展影响到了传统西方的利益，举凡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能源纷争可以归并到这类；

　　较新的观点是，西方部分人士认为中国的发展将挑战西方价值观，其中代表之一是《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倾覆西方自“启蒙年代”以来所推崇的原则。

　　中国的发展让西方的中国观察家和通过这些观察家对中国有了越来越浓厚兴趣的人感到喜恨交织，又有些手足无措。中国在他们眼中是“他者”，不属于他们体系的成员，“中国道路”也是迥异于西方道路的另一条路径，虽然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条路径的有效性。

　　但中国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对立面，不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是个可以从经济上遏制、政治上声讨的“靶子”。相反，中国在众多领域可以而且必须是个合作对象，虽然在不少情况下西方世界还有不情愿的成分。更让他们难受的是，在某些情形下，要“顺着”中国提出的思路去做一些改变，而这对他们来讲“是史无前例的”。

　　所有这些矛盾纠结在一起，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声音和骚动：

　　一面说中国傲慢、强硬，没有兴趣去追随某一个国家的领导，同时又将这样的现象归因于中国“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

　　一面强调中国应当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特别是在要中国掏出真金白银的时候，一面又批评中国不负责任，没有耐心去按既有“规矩”办事，因此要“施压”。

　　中国更成了转移一些国家国内问题视线最方便的“靶子”。最新的例子，就是指责中国货币的汇率成为美国工人失业的“祸首”，是“被操纵的货币”让他们丢了工作。

　　世界在变。黎塞留时代就开始诞生的民族国家至今仍是全球地缘政治版图的主体，维护各自民族国家的利益至今仍然是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不同的是为了维护这样的利益所能为之调动的资源和手段。工业革命以降，不断创新的手段，为西方国家开发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也让他们成了全球规则的主导者和制定者，不断强化这样的优势已经深深渗透在他们的骨髓中。两次世界大战，让他们也在反思调整利益的方式，但更多是在他们的体系内。而“冷战”的结束似乎再度让他们确认了他们所选择的路径的唯一性、普世性和他们与之相配合的手段和合法性。于是，基辛格博士眼中那个“新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格局”，让他们感到了严重的不适应。

　　在“彼此依存”的世界，利益交汇是常态，需要调整和改变的是认定自己具有唯一性的心态和表达方式。利益的获取和利益的让渡表面看是矛盾的，但在东方智慧中，这两者有着一定的内在统一性。中国在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挣扎后，有了调试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思路，其中就有东方智慧中所蕴含的温和、协商，而不是侵略、施压。既然“硬冲突”是各方都不接受的方式，那未尝不可以尝试着在利益冲突时更多参考东方古老的智慧。也许看清这些，可以减少些矛盾和纠结，而去共同拥抱世界的未来。

　　至于中国人自己，面对这些声音和骚动，温家宝总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人或加讪，心无疵兮。”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