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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守刚 郑建涛

　　作为娱乐节目主持人，李咏力图在节目中拒绝沉重的价值，但他却一直戴着镣铐在跳舞。他有时候为自己悲哀：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是一个节目的灵魂。可他觉得自己不是。“没人把我当‘灵魂’，顶多是个‘魂灵’，飘荡在舞台上，充当着某种必需的元素。”

　　李咏决定把自己的“拧巴”说出来。这位曾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电视的秘密武器”的主持人，突然打破“不出书”的承诺，推出了自传体图书《咏远有李》。尺度之大，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八卦者在窥视名主持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同时，还会看到他对国内娱乐节目的反思。

　　“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一个拧巴的人。我就是一个拧巴的人。”他说。拧巴，成了他描述自身状态的一个关键词。这个北方方言，包含着别扭、抵触、焦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等诸种涵义。

　　一开始赵本山“看不惯他”

　　1998年11月22日，按李咏的说法，这是他“狗屎运”的开始。这一天，他主持的《幸运52》低调开播，这位有点怪异的“咏哥”迅速被国内观众接受。之前已经在央视待了7年的他，“公众知名度为零”。

　　他的风格是突兀的：一身花哨的华丽服装，一头染过的长发，说话一个劲地插科打诨。当时，节目组为他制定的标准就是“有话不好好说”。“怎么个意思？打个比方，武松不说武松，非说是潘金莲她小叔子。丈母娘不说丈母娘，要说是我老婆她妈。”

　　他主持的节目的精神气质是娱乐的，也是平民的。三岁半的孩子上台，李咏可以跪着跟他们说话，虽然他的衣服考究，上面镶满了施华洛世奇的钻，但是他不心疼。“我尊重我的每一位观众，哪怕他还没断奶。”

　　如今，李咏已经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从1998年《幸运52》的开播，到2003年的《非常6+1》，再到2008年的《咏乐汇》，每隔五年就推出一档新节目。其间，他的身价持续飙升，2006年《蒙代尔》杂志发布的年度《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排行榜中，他以身价5个亿高居榜首。也是这一年，《纽约时报》称他是“中国电视的秘密武器”。

　　在央视，李咏算是个特例。前几年，“反对娱乐庸俗化”风气很是盛行，男主持人不许留长发，不许染发。李咏首当其冲，有人就说：“李咏怎么就那样呢！”一位广电总局的领导出来保护他：不要什么事都卡李咏，他是个特例，特例。

　　从与观众审美习惯博弈的角度，赵本山与他惺惺相惜：“一开始我压根儿就看不惯你，可后来越来越喜欢你了，像我当初也并不被接受，后来还挺受欢迎。所以说，能够改变大家伙儿审美习惯的，都是艺术家。”

　　即使如此，他还是被经常“修理”的异类。比如，看到他以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在额头向观众行礼，某领导就发话：“你什么意思？向小布什致敬啊？”比如，他爱用右手扶着左边胸口，表真诚与敬意，领导又说：“这是拉登的标志性动作吧？”再比如，他对观众自称“在下”，领导再次发话：“什么叫在下？你是堂堂央视主持人，注意点影响好不好？”

　　他心里对央视充满感激，央视给了他现在的一切。但现在他感到了生存空间的逼仄，一个靠嘴谋生的人，嘴被管住了。“今儿指东，明儿指西。姑奶奶的价值观让我找不着北。”他累了，他要说话，他说：与狼生活在一起，我也能学会嚎叫。

　　舞台上飘荡的一个魂灵

　　李咏很少参加央视的会议，不过有一天他去了。到了会场，他看到大红横幅写着“反对娱乐节目庸俗化”。崔永元发言说，娱乐节目之所以越办越庸俗，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朱军说，《艺术人生》就很高雅，收视率并没有下滑。

　　轮到李咏，他说了一句：“今儿这会，好像是给我一个人开的吧？”然后，掉头就走。

　　“真理、公德、道义，全让小白(白岩松)、小崔(崔永元)各位老师扛了，轮到我做节目，真不知道能扛什么，只好找幽默吧。说到底，电视是个消遣，作为商业时代的消费品之一，我不提供沉重的价值观，也不想和谁一争高下。”在书中，他如此剖析自己。

　　作为娱乐节目主持人，他力图在节目中拒绝沉重的价值，但他却一直戴着镣铐在跳舞。他说，CCTV就是个模子，自己就像一块胶泥被填进去，“啪”地盖上盖子一压。打开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个拧巴的姿势，而且只能是这个姿势了。

　　“我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而是每做一档新节目，它是不是纯粹的，是不是环境给了我们纯粹能HIGH进去的东西？娱乐节目如果自己都HIGH不进去，观众怎么能HIGH得进去？所以，在这样一个高级别的平台上，束缚太多，所以也一直很拧巴。”

　　他也知道，说与不说，也许区别并不大。他不求一个很准确的答复，从目前的环境来看也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他自认为是一个很至情至性的人，有什么我就去说什么，就怕有一天，自己心里有什么而不敢说，那才是最可怕的。

　　他有时候为自己悲哀：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是一个节目的灵魂。可他觉得自己不是。“没人把我当‘灵魂’，顶多是个‘魂灵’，飘荡在舞台上，充当着某种必需的元素。”央视少娱乐，他仿佛看见，自己仅仅是为着维持央视“物种多样性”的一个异类。

　　他也想到“造反”，弃之而去，甚至想好了退路——到传媒大学做教师。最后，各种压力下，他选择了暂时妥协。

　　这辈子就好在人前说个话

　　刚走红那阵子，他有些飘飘然，出门必戴墨镜，以大腕自居，见到人打招呼爱理不理。老父亲怒斥他：“原来你可不是这样！不能忘本，要知道今天所有这一切是谁给你的。再这么得意洋洋，别人会不喜欢你的。”

　　之前一直与父亲隔阂的李咏，这次还真听进去了。以后观众找他签名、合影，能配合他都配合。开车上路，旁边并行的司机按喇叭招呼他，他也冲对方按两声喇叭。他开始时刻提醒自己，既然定位是平民主持人，就得有平民的样子。

　　但他极少接受采访，外界对他的印象，停留在那个潇洒地甩出一个西式军礼，那个调侃地喊出“恭喜你答错了”，那个一脸坏笑砸开“金蛋”的咏哥形象，以及在央视他与哈文开“夫妻店”的八卦上。

　　所以，一般人很难想象，他竟然会读荣格、弗洛伊德，甚至《资本论》。那时候，他23岁，进入央视的第一年被派驻西藏，工作之余，他画素描，读尼采。在他看来，在那个年龄读尼采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绝望的人，一种是有信念的人。不过，到现在，他都不敢确认自己属于哪一种。

　　1987年上大学，1991年毕业，他说自己赶上了黄金年代，那时候不读这些书，就会显得落伍。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有一种“血顶在脑袋上了”的感觉。

　　他知道跟白岩松、崔永元这些“铁肩担道义”的同事不一样，但他同样在“快乐并痛着”。为问题困扰的他，一个人晚上会睡不着，也会去看心理医生。

　　朋友濮存昕一直觉得，话剧《鸟人》中那个精神分析师由李咏扮演最适合。如果让李咏分析下自己目前的“精神”，那答案可能依然是“拧巴”。李咏说自己最喜欢荣格，而荣格著名的“双重人格”理论，似乎跟“拧巴”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类，是热爱自由的人最后的出路。”他在书中如此说。他已经为自己写好了一段遗言：这辈子就好在人前说个话。将来我安详的那天，诸位就别送鲜花了，改送话筒吧。

　　(摘自《人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