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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宋 庄

　　“写作其实也是有劳动的快乐的，像我这种喜欢思想劳动的人，就是喜欢想象，而且想象的东西能够变得那么具体，当你想象的东西到最后能够变成像真的一样，是特别快乐和享受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似乎总爱沉浸在自己美妙的想象与真实的创作中，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她不上网，不太喜欢别人上门，称自己是“书斋里的作家”，在某些媒体记者的眼中，王安忆甚至是个不太好接触的个性作家。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她的高产以及应得的相关荣誉：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获得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流逝》、《小鲍庄》先后获得第二、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获得过第四届庄重文文学奖。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茅盾文学奖，《遍地枭雄》获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启蒙时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和第二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

　　爱上海，世博会应倡导幸福观

　　2010年上海世博会筹办已进入临战状态。这将是国际社会交给上海的喜庆日子，同时也是交给上海的一份试卷。作为上海人的作家王安忆，认为这份试卷是奇妙的。2009年3月初，王安忆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再次表达了对世博会的关注：“我们自己出题，然后由我们自己回答，要求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给人类生活的精神增添新内容。我们定的题目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以为这是个好题目，却也是一道难题。”

　　王安忆认为，历史走到21世纪，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进步、财富积累、从实体膨胀到虚拟，人类文明似乎已经无所不能，许多神话和寓言变成现实，梦想成真。“速度和效率几乎提高到无限，时间和空间的可能性都将被穷尽。当我们克服了惯性，沉静下来，也许会有一丝茫然，幸福究竟是什么？感谢世博会给予行动中的人们一个思考的时刻，审视我们的目标和理想，检验初衷，重新提出幸福的观念。”王安忆曾经参加过世博会中国馆的主题讨论。有一个有趣而令人感动的事实，那就是各种方案和建议，无论出发点和角度、形式和手段有怎样的不同，可是，就好像千条江河归大海，当描述城市的理想的时候，不约而同，都刻画着民生安乐民计兴隆的景象，一个小康社会的具体生动的景象。她不由得想起在纪念邓小平诞辰的日子里，读到和看到的这位国家领导人的家庭生活画面，是那么温暖和谐的居家的气息，含饴弄孙，天伦之乐。而关于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大约就来自这位老人对生活和人生的认识。他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激荡的政治斗争，有过亲人离散的遭际，在晚年享受着快乐的家庭生活，他最懂得什么才是幸福。王安忆表示，世博会是一个世界的大节日，主宾双方都将极尽努力和热情，献上最美好的礼品，万物汇集，竞相交流，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让生活更美好。

　　编短篇，是工匠而非巧匠

　　2009年1月，王安忆亲自整理编选的《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4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系列收录了她创作的120余篇短篇小说，也是首次以全集的形式推出，分别为《墙基》(1978年～1981年)、《舞台小世界》(1982年～1989年)、《天仙配》(1997年～2000年)、《黑弄堂》(2001年～2007年)。据说，当她回顾整理时，篇数之多令自己感到惊讶。她将自己短篇小说的创作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写作的起步阶段，当时创作了6000字的《雨，沙沙沙》，这部处女作可谓王安忆整个文学生涯的开端；第二阶段是从结束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后开始，10年没有写短篇小说的王安忆重新提笔，《蚌埠》、《天仙配》、《聚沙成塔》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第三阶段，从《发廊情话》、《姊妹行》开始，王安忆正视了自己在短篇小说上存在的诸如笨重、缺乏节制等缺陷，尝试着与短篇小说建立一种两相得宜的关系。

　　对于4卷本包装精致的厚重之作，满以为她至少会“敝帚自珍”，但王安忆诚实地表示，短篇小说这种体裁并不十分适合自己。短篇小说的材质应是轻盈的，创作上需一蹴而就的弹跳力，但自己有些像工匠，而且不是巧匠，是属于砌长城的那种粗工。一块一块砌砖，越庞大的体量越让她进入竞技状态。“所以，我更适合写长篇，如《长恨歌》，文字可说是我泼洒出来的，第一句派生出第二句，第二句派生出第三句，句子的繁殖力特别强，无意中怀有一股子鲁莽，看什么时候撞南墙。”她坦率地说，短篇小说不是自己写作的主要部分，有时候，它似乎是作为反证存在，反证出什么不是短篇，而什么是中篇和长篇。对于刘庆邦、苏童、迟子建的短篇小说，她毫不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辞：“那是什么样的神来之笔啊！”尽管如此，毕竟是王安忆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手工活，这些短篇呈现了她过往岁月的真性情。

　　写小说，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

　　其实不只是王安忆的短篇小说能呈现她的真性情，在她的散文以及《谈话录》等图书中，王安忆也呈现出不造作、不伪饰的真我。

　　在与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共同完成的《谈话录》中，王安忆谈到文坛前辈冰心、萧军、汪曾祺等对她的影响与认可，也谈到对她很重要的当代作家史铁生。在回顾“成长”时，王安忆没有回避母亲茹志鹃对自己的提携,也详细谈到了少为人知的1940年从新加坡归国的父亲。

　　尽管王安忆现在否认是书写上海的代言人，但童年时的保姆给了她这个非上海本地人了解上海市民性的重要机会：“我们家的这些保姆都是我们的引路人，她们很顽强地把她们的色彩带到我们家来，她们嫌我和我姐姐名字不好叫。”在回顾“文革”时，王安忆的阅读记忆呈现出那个时代更多的复杂性：“那时候的人比现在的人生活得文学，比现在的人生活得有文学性。”上海给王安忆提供了基本的写作素材。她曾经在安徽、浙江、江苏生活过，这些地方就成为她写作中次要的素材来源。“人自然要在某一个地方生活，上海恰恰是我生活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我的写作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很辩证的关系。”王安忆说，一个人在特别热闹的地方反而能够安守宁静。如果一个人身处旷野，反而不容易面对寂寞。在上海的生活，和热闹咫尺之遥，反而能守住寂寞。

　　两年前，上海市作协新一届理事会再次推选作家王安忆担任上海市作协主席，一向低调埋头写作的王安忆，感到诚惶诚恐。“当我做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心里面在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有一种命运感，是不是我从此就不能再写了？因为很多人当了官都不能写，我虽然其实也不算什么官，但是我有一种命运的暗示一样，挺恐慌的，怕自己写不出来……”事实证明，她的担心有些多余。“我很感谢作协主席团这个有战斗力的团队，在这6年中，他们很保护我的写作，无论对内对外，无论大小，我们都能应付裕如。而在复旦的教学和写作还是有关系的，两者都和文学相关，教学可以帮助我更活跃地思考。”在上一届6年任期内，王安忆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创作势头，相继推出了《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等长篇小说，并凭借短篇小说《发廊情话》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2008年年底，某网站做了一份“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排行榜”，在余华、莫言等诸多著名作家中王安忆名列第一。其评语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这个评语是到位的。熟知文学史的人应该都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王安忆的文学生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每一个文学潮流都有她的身影：从伤痕文学到知青文学再到寻根文学，从先锋文学到新写实主义甚至再到美女文学。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