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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贾晓伟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已经成了奥地利音乐文化的一道特殊景观，也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最为脍炙人口的节目。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年音乐会，它蕴含着一段历史，延续着一个传统，积淀着一种文化。

　　圆舞曲之王的故事

　　谁都知道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奏的全部都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但是“圆舞曲之王”与早期新年音乐会以及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关系却鲜为人知。19世纪下半叶，维也纳的音乐舞台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传统的交响曲，另一方面是轻歌剧和圆舞曲。人们人为地把它们对立起来，分为严肃音乐和轻音乐。直到1873年11月4日，在一场由“中国世界博览会调查团”安排的音乐会上，约翰•施特劳斯才第一次在皇家宫廷歌舞剧院的指挥台上亮相。在皇家帝国大厅，约翰•施特劳斯神采飞扬地指挥了约瑟夫•兰纳的《浪漫者》、约翰•施特劳斯的《西班牙皇家卫队》和《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从那时直到逝世，施特劳斯与爱乐乐团的合作次数达85场之多。1894年，《蝙蝠》成为皇家剧院的保留曲目，1899年5月22日，施特劳斯在皇家剧院亲自指挥了《蝙蝠》序曲。十多天后，即6月3日，这位圆舞曲之王就离开了人世。

　　1925年10月25日，在庆祝施特劳斯百年诞辰之际，维也纳爱乐乐团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百年诞辰音乐会的成功举办，开创了“施特劳斯复兴”的新时代，同时也使圆舞曲之王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保留节目中长期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维也纳圆舞曲还成了现今邀请新的合作指挥的“考试”曲目。

　　克莱门斯•克劳斯的故事

　　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的行列中有许多大师的名字，像马勒、尼基什和魏因迦特纳。然而，音乐爱好者们不熟悉的克莱门斯•克劳斯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突出贡献之一，便是确立了在每年元旦上午举行一场全部由施特劳斯家族作品构成的“新年音乐会”的传统。

　　1929年8月11日，克莱门斯•克劳斯作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新任总经理主持了萨尔茨堡艺术节，上演了全部的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1930年，克莱门斯•克劳斯在维也纳又一次显示了他指挥施特劳斯作品的才能。后来在1933年，甚至罗马教皇也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那以后，克劳斯在新年音乐会中加进了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把施特劳斯两兄弟的作品连在了一起。

　　1939年年鉴上记载了确立举行“新年音乐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页。12月31日，克劳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了“首届施特劳斯音乐会”，受到广大听众的极大欢迎。在1941年元旦新年音乐会上，克劳斯指挥爱乐乐团演奏了施特劳斯兄弟俩的作品，从而扩大了维也纳爱乐乐团中施特劳斯作品的保留节目。1951年1月1日，维也纳爱乐乐团和听众们最后一次欣赏克劳斯那富有灵感激情的指挥才能。第二年5月，这位确立起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功臣便溘然长逝。

　　“金色大厅”的故事

　　举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金色大厅”曾令全世界多少音乐爱好者神往，也正是“金色大厅”孕育了维也纳爱乐之声。说起来，这座大厅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落成于1870年，正式的名称应该叫作音乐协会大厅，由建筑大师奥菲尔•汉森设计。大厅内共有1654个座位和大约300个站位，金碧辉煌的建筑风格和华丽璀璨的音响效果使其无愧于金色的美称。在每年新年音乐会的电视转播中，全世界的爱乐者都可以在聆听音乐的同时一睹“金色大厅”的风采。自大厅落成那天起，维也纳爱乐乐团就在这里“安营扎寨”。“金色大厅”与维也纳爱乐之声相得益彰，“世界第一乐团”与“世界首席音乐厅”相映成辉。

　　与阿姆斯特丹的音乐大会堂和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相比，这个“长方形鞋盒”的确是狭长了些。然而，它的声音流动性特别好。在这里，弦乐器与木管乐器、木管乐器与铜管乐器的平衡达到了巧妙无比的境界。也正因如此，每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才带给全世界音乐爱好者难以忘怀的视听享受。

　　“继承人”的故事

　　克劳斯逝世后，由谁来继承新年音乐会的传统？这个指挥的继任者便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担任小提琴首席的博斯科夫斯基。这一选择受到了听众和评论界的普遍欢迎。年复一年，博斯科夫斯基和爱乐乐团形成了一种完美而特别的风格，这就是“维也纳人风格”。直到1979年，博斯科夫斯基因健康原因，在新年音乐会上被迫向人们致最后一次“新年快乐”的问候。

　　为了维持高尚的艺术品位，维也纳爱乐乐团已经把目标转向国际著名的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卡拉扬、阿巴多、克莱伯、祖宾•梅塔先后登上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台，使这个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的庆典日大放异彩。

　　故事之外的话题

　　假如把1939年12月31日的“首届施特劳斯音乐会”正式算作第一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话，那么，这种独特的新年音乐文化传统已经延续了70年。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传统从维也纳蔓延到了欧洲，又从欧洲传播到美洲乃至亚洲。越来越多的大众通过卫星电视把这种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融合到自己的新年文化活动中。

　　正是由于施特劳斯的努力，才使19世纪下半叶维也纳的交响曲与轻歌剧和圆舞曲的对立格局走向统一。而如果说新年音乐会的传统有什么主题的话，我想那就是严肃音乐与轻音乐的统一，或者说是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统一。

　　然而，这个传统的主题在日趋商业化的今天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奏”。

　　据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票可以提前一年预订，当然，那些“黄金位子”的票价是让人咋舌的。于是，真正的音乐爱好者只好望而却步，而富商巨贾政界名流们自然就堂而皇之成了主流阵容。维也纳人一年一度的欢乐社交场所不仅给附庸风雅的人们一次流俗的机会，更使达官贵人得以弹冠相庆，使亿万富翁们得以逞财斗富。《蓝色多瑙河》载着过重的金钱与权势，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涵被偷换成“新贵族文化”。此变奏之一。

　　想当年，克莱门斯•克劳斯在1941年的新年音乐会上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了施特劳斯兄弟俩的作品，从而使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成了“施特劳斯家族”作品音乐会。当时来看，这是其文化特色。如今看来，这又何尝不是其文化的局限性呢？五六十年来，翻来覆去的不过就是那些曲目，久而久之，已经成为一种因袭的模式。一种文化传统如不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注入新的活力，那么，这“传统”二字就会成为“守旧”的代名词。诚然，音乐会的举办者已经在形式上有所更新，比如在电视转播中让音乐会的画面与舞蹈的画面交叠出现，但曲目窄化、内容单调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各位指挥大师的魅力当然是音乐会的趣味中心，但是一圈轮下来，谁还能在这不多的“米”中做出更佳的“饭”呢？此变奏之二。

　　这变奏之三的题目有点吓人，姑妄称之为“新年文化的话语权”。自从中国通过国际通信卫星现场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来，全世界收视的观众大概接近20亿。新年音乐会成了人们新年的活动内容之一，成了新年过后的谈资与话题。观看与谈论新年音乐会成了一种时尚。自然，维也纳的电视转播商们每年可以大赚其钱，作为交换，他们向世界各地输送了维也纳的新年音乐文化。但是我们想问的是，非此，新年音乐文化就成了空白吗？

　　面对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主题与变奏，我们似乎应该找到一种应变的办法。柏林每年有除夕音乐会，不但时间上与维也纳音乐会错开一天，而且曲目完全是德国音乐家的作品。不知是我们的电视工作者孤陋寡闻，还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不能转播。如果是经济上的原因的话，维也纳和柏林的音乐会至少可以交错转播。好让我们的新年音乐更加丰富多彩。当然，打破话语权的根本办法是完善自己的新年文化，或是恪守我们传统的春节文化，只可惜春节文化也正在日益萎缩。那些仓促上阵的各式“新年音乐会”总有东施效颦之嫌，聪明了几千年的炎黄子孙怎么就不能弄点新鲜的新年过法儿给别人看看？

　　(摘自《音乐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