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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晶晶

　　从川崎正藏的收藏，似乎能让我们看到日本近代美感，逐步脱离抹茶、煎茶的界限，开始向鉴赏转变的踪影。

　　川崎正藏(公元1836～1912年)小心地擦拭着一只犀角雕螭龙三足鼎式炉。这只三足鼎式炉造型取自商周青铜器鼎，下承三兽吞式足。炉身附有透雕三组螭龙互相盘绕，炉身浅浮雕夔龙纹，形象取材自汉代纹饰。难得的是这件器物完全由一块完整的犀牛角雕琢而成，三足与器身为一体，整挖而成，重达898克。成器如此之大，很难想象原料没有去除粗糙表皮之前的体量。犀角器由于材料形状原因，多随形制成杯形，而带足仿古器造型因为极其废料而很少制作。类似这种取青铜器鼎造型的犀角杯大器且带足的存世不过两三件。

　　川崎正藏擦拭完后，将它放入了特地定制的木箱内，然后郑重地在包装盖板上写下了三行字：“访明日本僧侣从中国带回的犀角盃，日本明治时期曾被长春阁主人收藏，曾一度被敬献给日本皇族朝香宫作香道之香薰之用。川崎”。

　　100多年过去，正是川崎的这段记录，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知道这只明代的犀角雕螭龙三足鼎式炉，是如何漂洋过海，落户日本的。川崎正藏是日本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也是至今仍在世界制造业占有重要地位的神户川崎重工的创建者。

　　川崎正藏起家于明治维新时期，1878年在大藏省的帮助下建立了川崎筑底造船所，1896年更名为株式会社川崎造船所，这就是川崎重工的前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蓬勃的造船业。“二战”后，日本经济急剧增长，川崎重工仍为日本企业中的老字号之一。川崎公司成立后借助政治关系，迅速成为日本最重要的重工业企业之一，1906年向日本军队交付了第一艘日产潜艇，并建造了第一辆日产蒸汽机车。“二战”期间为日本军队提供了“飞燕”战斗机、五式战斗机、一式运输机等空军装备，还建造了著名的“榛名号”战列舰和“加贺号”航母。

　　在川崎正藏的多重身份中，还有一个是精于鉴赏的美术鉴藏家，“长春阁”即是他在官邸内所设的私立美术馆。长春阁创立于日本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当时正是日本明治维新改革运动20年来，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取得重大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西方文明的全面进入，使得大量早年由中国流至日本的中国文物及日本传统艺术品在这一时期源源不断流失到欧美。有着深厚传统观念的川崎正藏在经营实业的同时，开始收藏艺术品，于是便有了长春阁的创立。

　　川崎一生中购藏的艺术品有2000余件，包括大量中国字画、瓷器、玉器等艺术品，其中就有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元代颜辉作《寒山拾得图》，此画曾是日本室町时代(14世纪前半期)的皇家收藏“东山御物”之一，后被织田信长所得，几经辗转入藏长春阁。颜辉喜作水墨粗笔，用笔劲健豪放，有梁楷遗法，以水墨画居多。他的作品流传日本较多，对日本室町时代的绘画有较大影响。

　　日本的审美很大程度受茶道影响，川崎的收藏中部分遵循了日本当时兴盛起来的煎茶美学，同时随着中国文物流入的多样化和正统化，也开始确立一个鉴赏的新型中国美术观。明治初期至中期，日本美术陷入低潮。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潮流形成了，这就是与抹茶形成鲜明对比的煎茶。煎茶最初由隐元和尚将明代的煎茶法带入日本，标榜的是中国的教养和文人趣味。文人墨客聚于书斋，不拘一格地饮茶，赏玩器具和书画。江户后期至末期，煎茶脱离了这种本质，形成了重视煎茶用具和茶道礼法的煎茶道，逐渐地，扩大了民众基础。

　　明治二十年代为鼎盛时期，煎茶人脱离繁琐的规格意识，憧憬中国明清那种潇洒考究的文人趣味。川崎正藏的收藏中有一方明代漆嵌螺钿人物诗文砚屏，这方砚屏或许能让我们体会到那种情感。砚屏一面嵌饰庭院人物图案，图中一官人坐于园中凳上，一女眷身着华服立于身前，旁有二仕女执羽扇侍立，另有孩童嬉戏玩闹，一派安睦祥和。另一面嵌饰花鸟纹饰及诗文，诗文为唐王巡《夜闻笛》首联，图文并茂，文人气息尽显。

　　事实上，在日本不管抹茶还是煎茶，都讲究“用”，因此所有器物挑选和审美都基于“用”的标准，而忽视对器物的欣赏。随着更多文物流入，它们在种类、尺寸上都脱离了“用”的容许范围。终于，川崎正藏他们开始脱离“茶”，步入自立的“纯粹鉴赏”。川崎的收藏中有一套清书卷式百宝盒及文房珍玩16件。百宝盒采用书卷式形制，将书卷内部掏空以盛放各式文玩，内分两层，随形放置各类珍玩16件，涵盖纸镇、印章、笔舔、烟壶、墨等，材质也有玉、犀角、玛瑙、瓷器等，皆小巧可爱，颇可把玩，令人爱不释手，别有一番意趣。诸如此类，于是在一些茗宴的展览席上，出现许多明清书画和高古青铜器，甚至还有部分的清朝官窑瓷器。从江户、明治到大正，他们既是中国美术的信奉者、需求者，也是逐渐开始呈现轮廓的中国正统美术的最早鉴赏者。

　　保利拍卖这次秋拍征集到30多件长春阁川崎家旧藏明清珍玩，从中能清楚地看到这些细微的转变。川崎正藏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和日本皇室保持着亲密联系，特别是与当时日本皇族“十五宫家”之一的朝香宫亲王过从甚密，客观上也为他收集高品质的中国艺术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也可从此次长春阁旧藏的清代御用宫廷陈设上得到印证。清乾隆白玉双蝶耳香炉以和田白玉制成，造型及纹饰仿青铜器，炉腹略鼓，饰一周蟠虺纹，下有三足。器壁较薄，微透光。纹饰雕琢采用了压地隐起的手法造成视觉上的立体感，是效仿商周古玉典型的工艺技法。此种仿古器物多用作宫廷陈设之用，双蝶耳有寓意婚姻喜庆美满之意，多用于为婚庆专制的器物。据此推测，此件香炉应是为宫廷婚庆特制的陈设器物。

　　而清乾隆珐琅嵌玉大吉葫芦瓶，为木胎表面贴饰以铜胎面珐琅为框，共三层纹饰，以蓝地描金勾云纹为最外层饰边，中间为淡蓝地绘缠枝花卉纹，所用釉料色彩丰富，深浅过渡自然，内侧为铜錾回纹一周，中间嵌白玉。前后两片为整块葫芦形玉板，浮雕缠枝花叶纹及“大吉”二字，纹饰有痕都斯坦风格。两侧依起伏之势各嵌四块弧形玉饰，亦雕刻缠枝花图案。依其制作风格来看应是广东籍工匠所制，作为宫廷节庆陈设之用。

　　1927年，日本爆发严重的金融恐慌，多家银行、企业在短时间内倒闭，川崎家族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不得不陆续将长春阁中的大量藏品变卖。这批昔日宝藏于阁中的奇珍异宝又再次散入民间。因缘际会，时隔80多年后，这批珍宝再次回到故土。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