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改革开放好是好，只是机会在减少。

　　“大国崛起”的背后，三大社会现实如同暗礁，成为中国人追求财富和理想生活之敌：

　　一是上行遇阻的社会。个人上行之路遇到阻碍，从户籍政策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规则到潜规则，从就业到买房；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的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

　　二是正在板结的阶层。现在有十大阶层和1838种职业，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但贫富悬殊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成为与公众争利的利益集团。低收入阶层跃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到富有阶层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阶层落差过渡到富二代和穷二代，财富和贫穷都被世袭，阶层对立与仇视日益加重。

　　三是未富先懒的社会状态。进取的动力和机制保障缺失，与未富先懒相关的“逆发展”现象流行：未富先撤、未富先奢、未富先剩、未富先退、未富先痞、未富先娇、未富先败、未富先宅、未富先炫、未富先疲、未富先赌……

　　重新审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如何让“天道酬勤”继续有效？《新周刊》求解于专家。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经济学家郎咸平说：要解决权力与财富勾结对公共产品掠夺的问题。

　　而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政府和公众共同进行艰难而深入的改革。

　　从穷忙到穷懒

　　文/陈旧

　　三个词可以概括社会现状：未富先懒、上行遇阻、阶层板结。以前是穷忙，现在是穷懒；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未富先懒

　　为什么未富先懒？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中国的改革自上而下，高层开明官员是30年改革开放之龙头，龙头带动龙身，饱含个人发展欲望的城市与农村贫民跟从，改革开放因此波澜壮阔。2007年，《新周刊》为中国人的欲望排榜，“更多的钱”高居首位。“求发展”、“谋富裕”是30年国人个人发展的主题关键词。

　　30年改革之路近半，当年的高层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权力财富在握，斗志消减。更可怕的是，他们极有可能因获取垄断利益、社会主宰权力与话语权，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绊脚石。龙头慢下来，龙身的步伐也随之停滞。而且既得利益者势力之强，操控范围之广，已阻碍了企业或个人的向上提升。“未富先懒”成为上行遇阻社会的最常见景象。

　　一些官员未富先贪。河南商城、宁夏泾源、安徽颍上等国家级贫困县相继成腐败高发区，官员贪腐之恶劣程度，较发达县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59岁现象”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35岁现象”：根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2008年发布的职务犯罪报告，2003年至2007年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总数在重庆市的职务犯罪中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15%左右，超过了同期查办的55岁以上嫌疑人的8.49%。官员腐败的年轻化与基层化，证明了官场腐败进入新阶段：靠这样的贪腐官员，如何领导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

　　在与国企央企的较量中，民营企业未富先败，曾是改革开放主力军的企业家们发现“天花板”无处不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与银行的扶持，在每一次经济危机和宏观调控面前，他们毫无自保能力。国家4万亿的投资投放下去，获益者皆为国企央企或背景企业，民企连残羹剩饭都分不到。聪明的企业家如万科王石、蒙牛牛根生，为自己戴上了“红帽子”，倒霉的只能被国企挤压得空间全无。2009年9月，亏损的山东钢铁为何能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因为前者为国企，根正苗红，收购身为民企的后者，名正而言顺。民企痴心妄想要收购国企的也不是没有，建龙的陈国军就因此被数千名通钢职工活活打死。

　　民营企业家选择了未富先撤：产业投资利润微薄而风险巨大，他们只好将资金转移至国外，在海外花天酒地，宗庆后就是这么做的；要么转战于国内房市股市，山西煤老板与温州炒房团——中国最赫赫有名的两大炒房主力军，前面遭遇国进民退式阻截，后面是产能过剩的围堵，唯一的出路只能在房地产领域了，再配合央企们圈地为王的动作，房地产市场再一次种下被恶炒的种子。

　　回归到个人层面，那只能未富先堕了，如今再也不是那个“随便放枪都能打死一排鹿”(胡润语)的年代了。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

　　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社会资源早已被侵占完毕，上行既然无望，不如自行堕入下流社会：以前是穷忙，越穷越忙，现在是穷懒，越懒越穷；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上行遇阻的社会

　　为什么上行遇阻？因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正在出现，起点的不平等造成了结局的不平等。

　　身处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人人都被上行之社会所裹挟，有意无意展开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快步走。个人生涯与国运密切相关，人人积极进取，个个都有上升空间与成长机会，天生都是于连•索黑尔与了不起的比尔•盖茨。

　　这30年，中国个体命运的云谲波诡，为近300年内所仅见：首富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今年首富，明年阶下囚；是金子总会发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却又来袭；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和一夜风流的活剧日日都在上演。你完全可以指责其过程的粗鄙、简陋与荒谬之处，但无可否认：那种种渴望改变个体命运的蓬勃意志、种种天马行空的奇思壮举、代表自由精神的观念激烈碰撞，是前30年所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如今，社会大局初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一目了然。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效用，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后来者如想取而代之，难度只会越来越大。不仅如此，产业、人才和户籍政策、部门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行业规则和潜规则、生活与安居成本等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机会变得少而不均等。

　　中国的改革史就是一部权利的收放史，“放”是主旋律。改革开放，放权让利，放开搞活，都有一个放字。收放主要指政府与民众权利边界的调整。放，就是放权，扩大自由。收，就是收权，缩小自由。中国的经验是“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但眼下的现实却是国家的权力边界越来越大，个体的空间越来越小。

　　国家机构越来越臃肿，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大。期待中的“大部制改革”几度难产，数次机构改革之后都难逃“精简—膨胀—再精简—更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尚不算难事，难的是30年近9%的GDP增长，数倍于9%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尚难以支撑这个世界上队伍最庞大、最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

　　经济海啸一来，财政收入吃紧，地方政府除了卖地就是卖地，税务总局高喊“加强税收稽查力度”，明眼人都明白：又一场剪羊毛运动开始了。央企等国家队有天然免死金牌，受伤的依然是中小企业和中下阶层。不要谈还政于民了，更容易些的还产于民都难以实现：土地名为国有，却以高价卖给地产商，开发成房子卖给老百姓还要课以重税。

　　垄断国企打着“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号，干的却是与民争利的事情。中移动日赚3.1亿元，工商银行成世界最赚钱银行，靠的都是垄断这块牌牌。

　　中国是一个精英性特征极其明显的国家，社会资源和利益被少数精英集团所垄断，那种遵循“沉默的大多数”原则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则面目模糊，话语全无。珠三角的民工月薪十几年来名义上都未见提升，更何况实际价值的下降！这直接决定了一旦失业，他们还是农民，只能离开他们辛苦建设和精心维护的城市。

　　至于商家、媒体和社会学家热衷的“白领”、“金领”、“中产”等美丽标签，在脆弱现实面前，看上去似乎是个误会。的确，中国中间阶层正在浮出水面，但其上行之途，困局重重。对于这些上行社会的生力军来说，从毕业到工作，从成家到养家，从结婚到生子，从接受教育到找工作，从买房到生病，他们面临大大小小的上行阻碍：户籍和行政管理制度陈旧、企业用人制度落后、劳资关系紧张、医疗费用昂贵、社会保障严重缺失等等。

　　显而易见的现实是：近10年来，伴随着房价市场化、医疗教育产业化、社会保障空白化，大多数中国人的大半生辛劳所得，已被银行、房地产商、教育部门、医疗部门悉数拿走。的确，社会学家所谈的理想中橄榄型社会要求更多的中间阶层，但在上行中的中国，这个还没真正到来的中间阶层正在开始集体下沉。

　　阶层板结的社会

　　为什么阶层板结？因为社会机制出了问题。

　　我们曾经自豪于新中国头30年时期的无阶层差别：依靠历次政治运动，中国社会形成了简单而差异不大的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两个阶层(干部、知识分子)，这也是一种板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我们也曾兴奋于改革开放后30年阶层混乱时期的活力景象，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那种社会布朗运动的无序状态是创业者、野心家、天才和自由主义者诞生的丰富土壤。

　　但不过30年，又不得不面对社会流动板结化、社会结构固定化的难题：改革开放把工农兵学商变成了现在的十大阶层，但其中的真实逻辑却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中国又重回古代到现代以来一直沿袭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社会结构”：上面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下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二者之间其实一直缺乏一种比较精确有效率的制度来进行“数目字上的联系”，中间阶层始终难以出现。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是当下现实。社会的垂直移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平层面的移动，MBA班的精英们身家数以亿计，廉租屋的邻居们只求温饱。权力可最终转化为财富或名声，反之亦然。不然，你何以解释重庆黑社会窝案中的夜总会“警方干股”，或华谊李冰冰仅为别人1/50的持股成本？

　　在欠缺社会保障与公平补偿的社会机制之下，贫富差距的加大，只会导致阶层的分化乃至板结。财富分化进而影响到包括教育、居住环境、休闲、视野在内的诸多资源，阶层落差从一代人过渡到下一代人身上，财富和贫穷都将被世袭。

　　赢者通吃(更准确的说法是权者通吃)的逻辑则让竞争者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官二代、富二代从一开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医疗、生活资源，而农二代、贫二代却只能为最微薄的资源奋斗，甚至连平等地占有食物、水和空气的机会也失去了。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富人们可以自由迁徙，穷人们却只能被动接受。显然，他们既没有生存权，又欠缺发展权。

　　为数不多的几种上行跃升方式也看似机会渺茫：高考看似公平，却也有猫儿腻(重庆高考乱加分案)；大学学费越来越高，已足以让农家子弟却步；而毕业之后依然前途未卜，创业无门，欠缺经验、资金和技术的扶持，“空手套白狼”似的神话再也难现；报考公务员难于上青天，没有权力背景，你亦难以在官场获得擢升；貌美的女子可以通过婚嫁来改变命运，但每个人总有保质期，你不见90后都出来混了吗？

　　连影视剧也开始心态炎凉起来：台剧、韩剧、宝莱坞里常见的丑小丫邂逅王子、穷小子与富家千金私奔的桥段从来欠奉，有的只是孔雀男配凤凰女的人间悲剧，其潜台词不言而喻：门当方可户对，浪漫总要建筑在物质之上。

　　当然，你还可以中中彩票实现财富梦，但不透明的彩票黑幕让这一平民的最后希望都笼上阴影。贫富分区居住的倡议一出炉，就招致众口非议，但事实正在形成：中国的贫民窟甚至更难走出百万富翁，留给他们的资源和机会，已经不多。

　　适逢举国同庆60大庆，展望下一个60年之际，“未富先懒”是庆贺声之外的非主流之音。前30年的奋斗劲头，悄然萎靡。不解决龙头不舞、龙身下陷、龙尾没奔头的局面，遑论大国崛起，大国民崛起了。

　　郎咸平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

　　采访/肖锋

　　当下社会阶层板结，“富二代”不愿接班，“农二代”不愿打苦工，国进民退，产业升级乏力，企业炒作之风盛行，缺乏创新动力……上行社会受阻，中国巨龙需要摆正龙头、龙身与龙尾关系，龙头不动，龙尾必懒。如何突破这个上行的瓶颈？

　　记者：有评论说，4万亿没能砸出企业创新动力，只砸出国企地王现象。应设立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对其减免税，让企业创新、产业升级。如何摆正产业升级龙头、龙身与龙尾的关系？

　　郎咸平：请问谁是“龙头”？我们现在是“龙尾”跟“龙尾”的关系，没有“龙头”。城市里的企业做的事情跟乡镇企业差不多，就是低水平、重复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你叫它升级，目前看不出来。叫国有企业创新？它创什么新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国有企业是资源垄断型的，不要亏就不错了。投入4万亿时，我就讲了，这个钱应该全数用在民营经济。只有民营经济赚了更多的钱，才能升级。他们负担了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雇佣量，才能够消化大批农民工，而不是投入建富丽堂皇的高速公路体系，结果没车在上面跑。

　　今天的高房价是过去30年中国人创造的利润造成的，一旦这个利润没有了，今天的高房价就是在透支！

　　产业升级并不是指都去搞高科技。国家强大真正的来源是企业利润，而现在我国制造业的利润几乎接近零。为什么中国制造业的利润近几年每况愈下？因为原材料控制在美国华尔街手里，比如油价，而销售渠道——我们说“6+1”，人家控制6、我们控制1——则控制在产业资本手里。所以，我们的制造业利润两头受控，已经被人家压榨干了。中国年轻一代，辛苦半天，创造的人均利润为零，怎么养家，怎么养老人呢？

　　所以，产业升级，从做茶杯到做芯片，利润是有所提高，但请问芯片的原材料由谁控制？销售又是由谁控制？如果原材料又是被金融资本控制，销售又是被产业资本控制，你的制造利润又会被人家吸干的！

　　不管是制造芯片还是袜子，我们应该一边把原材料夺回来，一边把销售夺回来，这样才能提高人均利润。不是一味高科技、高科技，而是应把“6+1”的那个6夺回来。部分产业可以讲升级，茶杯、袜子怎么升级呀？唯一的出路是往两边拓展。包括高科技也要往两边拓展，拿到原材料权和销售权。否则，即使是高科技也会被压榨干的。西方是通过销售和石油等原材料两边剥削我们。

　　记者：垄断集团不愿出让垄断领域，民企又创新乏力，都跑去炒股炒房，怎么解开这个死结？

　　郎咸平：这要回到一百多年前。1890年，美国提出《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就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还是一个资本家的垄断理念。微软的比尔•盖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要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西方叫慈善资本主义。

　　美国政府从1890年就开始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要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有了这样的游戏规则，才能充分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创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时代一样，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有了这个法治化的社会秩序，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这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盲目地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似西欧那样的以大吃小、以强欺弱的覆辙。

　　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场，可以发传票，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地增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记者：当下“富二代”不愿做实业，“农二代”不愿打工，中国的“二代”们应该继承他们父辈的价值观吗？

　　郎咸平：“富二代”不喜欢继承父亲的工厂，他们觉得赚那么少钱，太辛苦了。他们对什么金融、房地产啦，艺术品甚至演艺界更有兴趣。但是你想想，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基础，这个国家怎么能够生存？

　　“农二代”也不想做工了。我现在简直不敢想象，10年、20年之后，中国未来应该有什么样的企业发展战略，我现在非常惶恐。我很担心你所说这个国未富人先懒的现象。

　　这怎么办呢？农民工进城是很可怜的，他是单打独斗的，既没有父辈的庇荫，也没有特殊的技能，更没有学术上的优势，一进城必定是弱势群体。这么庞大的人口成为弱势群体是非常可怕的，当这些人对前途丧失希望，而他又有很强烈的欲望，想结婚，想生子，想有成就，社会矛盾就来了，抢劫之类的事情都会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你不给他希望，就会是在城市里面安下了定时炸弹。

　　“富二代”是不是纨绔子弟，能不能够传承财富，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权力与财富结合之后会不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这个事情在别的国家已经发生过上百年了。这也是马克思想解决的问题。几百年来的政治学、社会学，基本上就是解决一个权力与财富勾结的问题。

　　对公共产品的掠夺，一定是财富以及权力的结合才有可能掠夺，就是财富与权力的问题。

　　1867年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到了1875年和1890年英国与美国相继推出了一些法案，就是英国的《衡平法》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来解决这个权力跟财富之间的矛盾，把注意力放在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家上。怎么节制资本家呢？简单地讲就是让资本家光荣地退出，把他的公司变成大众持股，转由职业经理人去经营，为大众创造财富。这只是它的技术手法，背后本质意义就是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更富裕。

　　所以，不能简单地去谴责谁懒、谁不创业，社会应该给人们公平、公开的机会，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民众财富。

　　记者：社会学家称，中国的“421”人口结构将导致社保负担空前加重。今天，“未富先老”又遭遇“未富先懒”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判断：一是202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终结，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维持；另一个是中国城市化运动将基本完成，拉动现在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力行将消失——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国应该怎么办？

　　郎咸平：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先决条件呢？——就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一部分人的财富可以增加，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从不论是社会主义或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公平都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除了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家，限制权贵集团外，教育是改善社会财富分配的另一条路径。搞教育产业化改革的一个结果，就是断送了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是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无论他多么的优秀，都无法进入清华、北大。所以，这种教育改革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针对你所提人口红利终结、未富先老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个人生产力，个人从能做1件衣服到能做10件，或提高它的附加值，这样才能解决这个养老的问题。提高个人生产力，关键在提高人口质量。

　　懒人下一步的机会在哪里？

　　文/胡赳赳

　　上世纪80年代的机会在沿海，90年代的机会在下海，21世纪头10年的机会在互联网蓝海。2009年之后，我们的机会在哪里？

　　“未富先懒”针对个人，“上行受阻”针对社群，“阶层板结”针对一个业已成形的社会集合。资源分配完毕、城市容量饱和、就业能力固化、新经济已被玩旧、老国企继续当道。现在的中国人前景，虽未引发“破窗效应”，但已出现“天花板现象”。

　　中国有多强？《时代》周刊说：中国生产着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和鞋子，世界60%的手机、55%的DVD机、一半的数码相机、30%的个人电脑和75%的儿童玩具。如今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不久前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在明年超越日本，而在2020年将超越美国。

　　强大的中国，是壳；富裕的民众，才是本。国富民强才是完整的中国梦。

　　国富民不强——还富于民

　　举国盛况办奥运迎国庆，跟平民口袋关系不大，算完账一看，都是花钱的事——国家真有钱。财政部年初制定的目标是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6.5万亿元，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是5.4万亿元。有一位白领向朋友诉苦说：“我每年的个人所得税都要给国家交两万元，太高，还不如少干点。”这是典型的“未富先懒”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汪同三表示，2009年GDP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3%，超过了“保八”任务的要求，2010年增长速度会恢复到9%甚至更高一点。

　　几年前，沿海城市尝试过给市民“发红包”，也有媒体叫嚷国企要给人民“分红”，这都是“红眼病”，国家有钱了，不吐点出来人民不高兴。金融危机一来，缓解了这种争端，同舟共济，再创佳绩。有人曾戏言，总统是美国最大的CEO，中国也有最大的老板，就是全民所有制的管理者。

　　人们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教育事业产业化、医疗事业产业化、房地产产业主导化，你闭着眼睛都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模式：赚钱买房、赚钱负担孩子教育、赚钱负担全家人的健康。睁开眼睛一看，未富先老了，等把这几件大事落实完，人也就该再闭眼了。

　　要是有人不玩这个游戏呢？改革开放30年时，有专家探讨过这个命题：改革为何失去了动力？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放开一点、搞活一点，经济就上来了，人们就富裕了。但再怎么改，个体的命运依然是在可以望得见的轨道上运行，洗牌已经洗过一轮，混沌期已过。

　　如何还富于民？无外乎三：一是增加民众收入，调整税收的合理性；二是让民众少花钱，降低公共事业领域的支出比重，义务教育不收费和农业税停收都是良好而积极信号；三是在基础建设上的投入应倾向于提高民众生活的舒适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只有当民众手里有了钱，整个经济消费体系才能水涨船高。而现在，房价高企已使得整个消费体系变得畸形，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供房，损害了其他领域的消费。一旦买了房，也就安稳过日子，没有继续奋斗的目标了。

　　中国人的三大欲望是：更多的钱、环游世界、中国世界第一。可见中国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国际视野和上行动力，但在钱的问题上的现实际遇又让他们伤透了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

　　东部易富，有富的传统；沿海易富，有富的资源；特区好富，有富的政策。西部易富吗？也能出蒙牛、伊利、鄂尔多斯。现在有个说法是“后发优势”，越没被开发的资源越具有后来居上的优势。最近的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倒是热热闹闹，赚足眼球。但是西部大开发10年了，成绩单显然不令人满意。只有当东部、南部的资源、环境和机遇透支完毕后，人们才会把新的机遇转向西部。而这，其实正在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后发优势。

　　还有个问题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法？是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买了房子，不止一套，每年都出国旅游，孩子上最优质的学校，花得起入校费；而你还是个工薪阶层，创业无果、兼职未遂，跑不过CPI、通胀、房价和个人所得税，沦为“穷忙”。将富未富的人则遭遇“伪中产”，股市吸金、房供套牢。“共同富裕”越来越像个伪命题，富者支配更多资源，穷者承受更多压力。

　　多年前畅销的一本书《富爸爸，穷爸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钱的无知导致了如此之多的恐惧和贪婪的产生。一个医生，想多挣些钱来更好地养活家人，就提高了收费，这就使每个人的医疗支出增加。由于医生提高收费，则律师也提高收费；由于律师提高收费，学校老师也想增加收入，这就迫使政府提高税收。这样一环套一环，不久，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就有了一条可怕的鸿沟，混乱就会爆发。当鸿沟大到了极点时，一个社会就会崩溃。”

　　美国同样身在其中，这种历史一再重演，因为人们没有以史为鉴。“我们只是记住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没有记住教训。”

　　有人在考虑，现今的中国还能不能诞生像潘石屹这样从平民奋斗起来的富豪，还能产生多少个潘石屹，会不会出现“先富杀后富”的情形？

　　事实上，未富先懒的一代人仍然有着“后发优势”，商业模式成型、产业技术成熟、创意产业方兴未艾，创业潮仍然铺天盖地。未富先懒者要学会在享受中创业，而不是着眼于挣钱的欲望。

　　后发优势在于个人的资源、经验和行动尚未变现，却与前人享受着同步的机遇和对未来的预期，一旦变现，很快就进入历史上新的平台期。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是如此。

　　所以说，机会无处不在，尤将伴随着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每一步。是继续懒下去还是以懒待劳，就在于个人的选择了。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