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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桑逢康

　　郭沫若是著名的浪漫主义大诗人，他的爱情与婚姻也富有浪漫的情致。张琼华、佐藤富子、于立群三位女性，先后与郭沫若结为夫妇，其间有着诉不完的悲欢离合。

　　媒妁之约——张琼华

　　1912年农历正月十五日，20岁的郭沫若奉父母之命，和苏溪张家的姑娘琼华结婚。结婚仪式依照旧俗，他身着长袍和对襟马褂，头戴一顶便帽，脸上表情有些呆滞。

　　提起郭沫若的婚事，说来话长。本来他在10岁以前就订了婚，可女方没过几年便夭折了。后来，县视学王畏岩先生遣人到郭家替女儿说亲，论年龄与郭沫若相当，偏偏他五哥的未婚妻刚刚亡故，王家小姐最终成了他的五嫂。郭沫若自此以后便不愿订婚，拖了几年，陆续提亲的多达四五十起，而无一成事者。

　　头年的一日，郭沫若接到一封家信。信上说，母亲已给他订了婚。女家是苏溪场的张家，和远房的一位叔母是亲戚。因为是门当户对，母亲又亲自去看过人，说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似乎都合郭沫若的心意，所以没经他本人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旧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沫若不便拒绝，只好趁这一年的年假回故乡时草草完婚。

　　喝了交杯酒后，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对面，在这之前犹如隔着口袋买猫儿。揭开新娘头上的脸帕时，郭沫若心里怦怦直跳，他屏住呼吸想要看个仔细，但昏昏然只见一双三寸金莲，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郭沫若在极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张琼华从入门的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即无主”的难处。

　　婚后第5天，郁郁寡欢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这一年的暑假他曾回家居住，但每晚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

　　虽说“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去竟是黑的”，但张琼华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此她便作为有名无实的郭沫若的原配妻子恪守妇道，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活寡妇，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张琼华在郭家空自作了一世的客。这位被重重封建礼教紧紧束缚的女子，独守空房，孝敬公婆，对郭沫若从未产生过哀怨的情绪。她虽无西施般貌，黄氏般才，但她有一颗忠厚善良的心。和郭沫若结婚时用过的家具，她一件件擦拭得光亮如新。郭沫若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陆续寄回来的书信……张琼华全都当作圣物一般珍藏起来。与其说这是出于对郭沫若的爱情，不如说是一个旧式女子对丈夫应尽的妇道。

　　异国之恋——佐藤富子

　　1916年8月初的一天，郭沫若从冈山来到东京。在这之前，1914年1月，他从北京出发，经朝鲜到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在东京住了一年半的时间。预科毕业后被分发到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医科继续学习。

　　他这次到东京来，是为不久前去世的友人陈龙骥料理后事的。他来到陈龙骥曾经住过的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在洁白而又宁静的走廊里，无意中见到了一位年轻的看护。她的身高约有1米67左右，在身材一般较矮的日本女子中，算是佼佼者了。她体态丰润，皮肤白嫩，圆端端的脸庞上闪耀着一双灵活的眼睛，脸颊上则晕着粉红，显露出一个艳丽少女的妩媚。这就是佐藤富子，是年22岁。

　　大约一星期以前，有位身穿一高校服、个子不高的中国学生患病住院，陪同前来的有十多个人，也都是学生模样。佐藤富子前来看热闹，她把头从窗外探进病房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面容白净的学生，他的脸色和病人发青的瘦削的脸庞恰成了鲜明的对照。富子独自悄悄地笑了。第三天下午，富子正沿着走廊向前门走的时候，迎面又遇到了那个面容白净的学生。当时她主动打招呼说道:“你那位同学的病可不轻呀！”面容白净的学生也许感到有些突然，脸刷地一下红了，他便是郭沫若。

　　今天在走廊里，佐藤富子又遇见了他，就好像有什么缘分似的。她又主动招呼起他来了，脸上笑盈盈的，用双手按着膝盖鞠了一躬。在这位年轻的护士面前，郭沫若不知怎的有些脸红起来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混合着欣喜和艳羡，掠过了他的心头。他故作镇定地向富子说明想拿X光片的来意。

　　佐藤富子给郭沫若寄来X光片时，还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了许多宗教上的教训。

　　原来富子是位虔诚的基督信徒。她生于1895年，仙台人，父亲是位牧师。她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毕业后，便立志献身于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一人从仙台来到东京，在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了看护妇。

　　郭沫若一遍遍读着富子的来信，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带着苦味的甜蜜。既在国内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在异邦备受欺侮之痛，这时的郭沫若得到了这样一位日本女子的尊重、同情与爱怜，恰如在苦难中遇着了圣母玛丽亚，万分感动。

　　郭沫若的心灯被拨亮了，智光被点燃了，他当即给佐藤富子回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迹:“……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上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像樱桃一样。您到现在一定救助过无数的病人，我爱上了您。”

　　几天以后，佐藤富子读罢郭沫若的来信之后，禁不住笑起来了，心想:“这是情书啊！爱上了我真是奇怪，不过，他是一个可爱的学生，好男子……”

　　东京到冈山，虽相隔千里之遥，但隔不断一位中国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姑娘的绵绵情思。

　　从那以后，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一个星期每每要通上三四封信。夏去秋来，通过纸上谈心，他们相知相爱，两人认作异国的兄妹。

　　转眼到了年假，郭沫若怀着无比激动而又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来到东京。他要和佐藤富子商量一件大事:“我以为你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任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目的。我劝你改进女医学校，我可以把我一人的官费来做两人使用。”

　　郭沫若自愿把自己的官费拿出来帮助佐藤富子进市谷的女医学校深造，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一个月的官费起初仅有33元，医科费用又大，买参考书就贵得吓人，并不富余。但他认为爱情的花园需要两人共同来建造，替自己所爱的人尽绵薄之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佐藤富子很感动，同时又有些犹豫，她凝眸想了一想对郭沫若说道:“只顾自己的私图，不顾哥哥的甘苦，这样的事情我是不忍做的……”

　　郭沫若注视着佐藤富子，把他心中积蓄已久的话鼓足勇气说了出来:“市谷的女医学校每年3月招生，时间紧迫，病院里整天忙碌不休，没有准备的余暇。我看你索性把病院生活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好不好？”

　　佐藤富子最终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他们住在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时间虽然是寒冷的冬天，可他们却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

　　郭沫若得到了佐藤富子的爱情，多年来心中无限大的缺陷，终于得到弥补。几年前他像拖着一个活着的死尸跑到日本来，如今正是佐藤富子给他一段新的生命。他给她取了个圣洁的名字:安娜。

　　郭沫若和安娜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便同一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留学生结合，断然不被允许，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处境。和安娜的自由结合，尤其是提出要和张琼华离婚，让他备受家长的斥责。郭沫若想到父母都老了，张琼华又是旧式脑筋，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永远和家庭疏远。`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

　　忘年之交——于立群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林林的介绍与小他24岁的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仅仅20来岁，梳两条小辫，穿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却丝毫没有感染几乎无人不染的时髦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她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他身边。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从此以后，他们常常见面。

　　于立群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北上的路途充满了艰难险阻，郭沫若劝她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由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设法到陕北读书。

　　于立群于11月26日离开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国邮船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但是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告诉于立群。所以，当于立群在香港见到郭沫若时，真是有些出乎意料。在此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爱。

　　1937年12月6日，郭沫若与于立群等人又乘船到达广州。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正式复刊。

　　郭沫若来广州后住在新亚酒楼。元旦这天，他突然接到来电，让他去武汉一趟。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去武汉再转陕北的，为了结伴同行，她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居。

　　新亚酒楼，成了于立群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而对郭沫若来说，则意味着他在婚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于立群出生于官宦人家，后来破落了。受家庭的熏陶，她喜爱书法，能悬肘写一手正宗的大颜字。于立群性格文雅娴静，住在新亚酒楼里整天只是不声不响地读书写字，和她写的颜体字一样，带些严肃的神情。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擅长书法的郭沫若兴味盎然，自然地充当起老师，陪着她一连写了几天大颜字。

　　笔能达意，墨能通情。郭沫若和于立群跨过了年龄和经历的差距，两个人的感情像墨汁一样浓得化不开了。于立群日后成为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

　　(摘自《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