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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常昊

　　很多决定人生走向的重大事件，都是充满了偶然性，回头想想，不能不怀疑是否命运的安排？我的婚姻就是如此。

　　女棋手张璇暂别中国棋界，只身东渡东瀛是1991年，当时我还不满15岁。在此之前，因为年龄差别比较大，感觉就像是两代人——尤其她是六十年代生的棋手，我们是七十年代“小龙”，我们都是叫她老师的。那阶段我们没有什么交往，仅有的印象也都是训练、比赛。如果她一直留在国内，在国家队待着，我和她之间根本不可能有感情上的任何纠葛。所以，她去日本反而成就了我们的缘起，这是一个绝妙的悖论，在陌生中渐行渐远，才有蓦然回首时的心动。

　　当然，所谓“一见钟情”断然不是事实，这其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算得上契机的事件出现在1995年9月，我去日本下擂台赛，将要对阵日本威风八面的棋圣小林觉，如果赢下这盘棋的话，下一仗将对阵林海峰老师。

　　当时我和俞斌同行，俞斌和张璇是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棋手，有了这层关系，张璇非但来看棋，而且大家还能在一起闲聊几句。张璇当时已经决定在当年年底回国。她说到行李很多，托运的话一定超重，俞斌就答应帮她带一点回国。这样张璇就邀请俞斌去她的住所做客，顺便去拿东西。我与俞斌关系特别好，又是一个当然的“壮劳力”，张璇也就愉快地邀请我同去。

　　那天在张璇的住所闲聊，扯东道西之间，她询问回国后有没有继续下棋的可能？俞斌说：“你回来肯定不行了，现在小孩进步太快了。”有趣的是，他说的“小孩”就包括我。那天下午他们俩聊得比较多，我多少还是个局外人，只有当他们聊起棋界的话题，我才偶尔插一两句话，当时的“交流”也仅限于此了。

　　后来扛回她的行李还是颇费点力气，记得其中有个音响，特别重，扛到北京卸下一看，自己的肩膀上竟然留下两道血印……那音响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是一个特别的纪念物。

　　张璇回国后确实是想下比赛的，她去日本之后没机会下正式比赛，对围棋反而热情大增——人大概都是这样，失去了才发现它的价值。当时国内棋坛的格局，我们“七小龙”开始把当时的一些老棋手“顶掉”，她想适应离开四五年的环境，就需要进入我们的“圈子”。

　　那时外出比赛，我们几个的房间往往最热闹，我、高世振、丁伟关系特别好。休息天还在一起打扑克。这种热闹吸引了其他队友，其中就有张璇，彼此的感情就这么悄然拉近。

　　直到那时为止，还不能完全把我们的关系定义为男女感情，最多只能说是一种朦胧的好感。假如一开始就想到男女感情的话，就会觉得这种交流完全是不可能的，不能不顾忌世俗的观念。

　　这时的训练环境也提供了契机。开始的时候，在国家队训练室的肯定不止我们两个人，但后来我们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形多了起来。我算是比较用功的，有空就在训练室。她回到北京，住的是国家队宿舍，吃完饭没什么事也就来训练室下下棋。她对其他年轻棋手不是很熟，而我们俩在一起摆棋毫无拘谨，于是辈分的界线在慢慢消除，关系也渐渐拉近。

　　张璇从日本刚回来的日子里，对国内的生活环境陌生感很强。那几年国内的变化很大，很多东西她感到迷茫搞不清，难免渴望和一些朋友聊天、畅谈。俞斌他们忙于自己的家庭，再年轻一点的有距离感，我就成了她很好的倾诉对象，信任感与日俱增。

　　到了1997年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密切到我们必须正视彼此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共同分享感情的世界。但是，这不意味着与结婚画等号，那样的话我们就得承受外界的各种压力。

　　确实，我和张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岁数上的8年。在感情生活方面，张璇经历过她的选择，也品尝过苦涩的滋味，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的再度回国也是为了得到家庭安定的生活环境。

　　而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二十出头，棋艺刚刚跨入第一线。这时坠入爱河，追求家庭生活，有分心之嫌……因为正视这样的背景，我和张璇存在着默契——厮守在一起，但是未必追求形式上的婚姻。而且开始阶段洞悉我们关系变化的人也不多，希望借此把影响降到最小。但是，渐渐知道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周围有了一些议论，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存在着非议，无论是我的家人还是棋院的领导都感受到了压力。如果他们进行强力干涉，肯定会对我们的现状产生消极的影响。当然，我们的内心也是坚定的，当时考虑到这样的底线——大不了不让结婚，那就不结呗！

　　所幸的是，我的父母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尽管他们也不是很希望那么早就让婚恋来分散我的精力，但最后他们决定：让我自己选择！

　　棋院的领导当然也因此烦恼，但是我家人的态度让他们多少有些释然。当时的中国围棋协会秘书长华以刚老师就对一些人说：“他父母都让孩子自己选择了，我们怎么可以干涉呢！”

　　我从小学棋，在国家队的集体宿舍里长大，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刚好是同龄人对异性产生感觉的岁数，就和张璇接近、相处，她是我第一个接触比较密切的异性。当异议逐渐平息，我们可以坦然公开地面对外界的时候，我心里却突然有了一丝犹豫。

　　外人反对的原因主要是我俩年龄上的差距和过早结婚对我事业的影响。就前者而言，绝不是很大的问题。但后者，应该说，和我内心的犹豫不无关系。那么早结婚对正处于上升势头的我会有多大的影响？站在张璇的角度考虑，我们走到了一起，万一以后有些感情的波折，对她的人生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我做好了负起这种责任的准备了吗？……

　　这种思考完全是一个男人在成家前对自身责任的深思熟虑。我很快排除了这些犹豫和疑虑，断定那些影响都会非常有限。而后来，当我们走到一起之后，我一直认为当时明确想法，明确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在跟张璇关系已经非常亲密的那段时间里，当她回福州老家的时候，我充分感到了距离的漫长。不过，那时手机还没有普及，打长途很不方便。中国棋院晚上只有一个公用电话亭可以打长途，联系起来很不方便。我内心抑制不住思念，很想经常听到她的声音。但是白天我们要训练，没机会打私人电话。晚上呢，就得和队友们排队去“守候”那个电话亭。晚上打电话的人很多，排队都排不上。等排上了，打得时间稍微长一点，回头一看，别人在眼巴巴等着，又实在不好意思。就算没人排队，过往的队友也不少，一看，常昊打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电话了，这二十出头的男青年不会和父母聊上一个小时吧？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和恋人……张璇呢？也是充满期待地在家等待我的电话，她打给我当然不方便，你想，要是哪位大嗓门阿姨在过道里喊：“常昊！张璇电话，找你的！”那影响会多大！

　　现在想想还算幸运，否则我们的交往一定早早在网络上传开，那影响力又是大嗓门阿姨没法比的了。我们的压力肯定会比现在大得多，有太多的神仙眷侣就因为外界过多的非议和烦扰最后劳燕分飞。当然，以我的性格，我相信面对现实的干扰，我还是会倔强地厮守下去……很多时候，我给人温和、好商量的感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某些事特别执著，不让分寸。何况感情的事主要是两个人的，我们没伤害到其他人，没影响别人的生活和事业。

　　1999年2月12日是我们结婚的日子。我从1986年10岁进国家队就住六人房间，过惯了集体生活，突然搬出棋院居住，变成两人乃至后来的三人世界，从一个独自奋斗的少年棋手变成了有家的男人……

　　(摘自《我是常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