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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黎岩

　　昔日北影校花花了8年的工夫拍出了自己心中的爱情片《爱有来生》，却坚决不谈关于自己爱情生活的一切。

　　俞飞鸿根本不像这个圈子里的人，她出生于杭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当年在美女如云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被公认为“校花”，是“美女中的美女”。俞飞鸿喜欢可爱的狗，男生们以遛狗为借口约校花出来，一时附近狗市价格飙升。

　　如今的“校花”却把人生中最精彩的8年拿出来，精心打造了一部电影，在同时代女星忙着享乐、闹绯闻的时候，她的日子在对自己的挑剔和苛求中度过。

　　2001年，俞飞鸿买下小说《银杏银杏》的版权，开始筹拍电影《爱有来生》。打造剧本用了4年；找投资选景用了两年的时光；2007年3月开始拍摄，10月拍摄完成，用了7个月；后期制作用了一年。

　　2009年，电影定于七夕上映，但是因为俞飞鸿不满意拷贝，不得不重新制作，该片又拖到9月初上映，但在七夕当天在北京首映一场。

　　发行方说这会导致重大损失，但俞飞鸿坚持道：“这个效果真不是我要的，我电影的画面是非常美丽的。我希望观众能在影院里真正享受到观影的乐趣，真正领会到我对这个电影付出的真情。”所以，她宁可自己掏腰包重新拷贝。

　　2009年是娱乐圈的特殊年份，此圈将炒作的功力逼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白热化阶段：人们可以炒分手，炒结婚，炒跟导演不合闹停工，全为了一部戏的票房。

　　有人炒跑调，有人炒恩怨：“章子怡和范冰冰交恶”传闻铺天盖地。章子怡在南京记者见面会上被指责迟到时飙泪。有网友说，哭谁不会啊。类似新闻始终占据着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爱有来生》中规中矩的宣传被淹没其中。

　　有记者问俞飞鸿，面对同期上映的《非常完美》、《机器侠》等诸多影片的竞争是否有压力，俞飞鸿说：“我很释然，如果我对自己的电影没有信心，也不会坚持到现在。”当被问及《爱有来生》的卖点时，俞飞鸿回答：“我不是一个商人，不懂什么卖点。这部电影所坚持的就在于把本身最大的真诚奉献给观众。”

　　在一次电视专访中，主持人要俞飞鸿谈谈自己的爱情生活，她什么都没说。京城作家赵赵揭露，俞飞鸿的最大特点是爱打听周围朋友的八卦，但是从来都不说自己的任何事情。

　　俞飞鸿说：“生活越平淡，我就越踏实。”

　　我是这圈儿的边缘人

　　《新世纪周刊》：第一次做导演很难吧？

　　俞飞鸿：以前没遇到过这么庞大的工作，每个阶段都会遇到困难，但这是我自找的，我不做就不会经历这些。

　　《新世纪周刊》：电影拍摄之初为什么放弃宣传？

　　俞飞鸿：不想被(媒体)打扰，想安安静静地完成我的工作。

　　《新世纪周刊》：目前都在宣传电影本身，这样真行吗？

　　俞飞鸿：我现在没有男朋友，也没有结婚，真没什么可说的。没有的东西让我造出来会让我笑场，我配合不到，无法参与，演不下去，我没法做我做不来的事情。这是我的性格。我奉行自然交往的生活态度。我觉得观众不需要我去讨好他们。观众需要我真诚地去做作品，跟他们分享。我认为那么多国家大事儿呢，应该没人愿意去关心我的小事儿。

　　《新世纪周刊》：那票房怎么办？

　　俞飞鸿：我只能身体力行地配合宣传关于这部戏的一切，这个戏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我必须对他们负责，所有的通告，来了就接了，什么都不问。其实就我来说，采访超过五个我就受不了了。我唯一的要求是不做娱乐节目，不谈八卦。

　　《新世纪周刊》：怎么看待不炒作不成活的娱乐圈？

　　俞飞鸿：这是一种畸形营造，有人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吧，我没有什么可评论的，我只能做我熟悉的。

　　《新世纪周刊》：你跟圈里的人不一样。

　　俞飞鸿：我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圈儿的，我比较边缘吧。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工作之余自己在家一待，在房间里来回走走，晚上睡觉用书来催眠，特好。

　　《新世纪周刊》：你在美国的时候也没谈恋爱吗？

　　俞飞鸿：谈恋爱我也不告诉你。

　　《新世纪周刊》：你2006年时主演了一部电影《千年敬祈》，这个电影还在西班牙获得了“金贝壳奖”，你怎么从来没提到过？

　　俞飞鸿：因为没有人问啊。

　　《新世纪周刊》：你在《千年敬祈》中大多是讲英语，你的英语特别棒，怎么平时也不在公众面前飙一下？

　　俞飞鸿：我对面坐的不是外国人。

　　从观众的角度拍这部电影

　　《新世纪周刊》：一开始剧本让比较有名的编剧写，后来你又自己写了，他们写的东西什么地方让你不满意？

　　俞飞鸿：他们写得非常好，但拍出来是另一部电影。我要的剧本会模糊淡化具体的大背景，主要讲情感。

　　《新世纪周刊》：你的电影属于什么风格？

　　俞飞鸿：我也不知道，是自然表达。

　　《新世纪周刊》：你心目中好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

　　俞飞鸿：故事简单，情节复杂。

　　《新世纪周刊》：你最在乎自己电影里的什么东西？

　　俞飞鸿：情感纯粹，观众看电影时想到了自己的经历，回忆起曾经的情感，从而不会被岁月模糊忽视掉，更加珍惜身边拥有的东西。这包括亲情、爱情、友情。

　　《新世纪周刊》：为什么《爱有来生》是从观众的角度去拍摄，观众很难讨好吧？

　　俞飞鸿：其实我说的是心态，我是以观众心态去拍电影，我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教育者或者先知的位置上去完成电影，这是居高临下的做法，我不认同。我觉得观众与我在智商和智力上是平等的，甚至比我更强。我仅仅是做了一个搜集和表达的工作。观众应该不是为电影感动，而是为自己。

　　这部电影不会太女性

　　《新世纪周刊》：编剧、导演、原著都是女性，会不会让电影局限在女性思维里？

　　俞飞鸿：首先是人的思维差异，然后才可能谈到性别上的差异，比如李安导演的片子，拍得比女性还细腻，还纠结。这和个性有关，和性别无关。大气磅礴也不是男人的专利。作品应该以创作者个体来区分，而不是性别。

　　《新世纪周刊》：目前大陆70后女导演只有你和徐静蕾，看过她的电影吗？

　　俞飞鸿：看过，我觉得她比许多男导演都强。她在表述上很流畅，很完整、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很难得，胜过很多男导演。有些男导演拍了很多片子还不会讲故事，不能表达清楚，我看完他们的电影都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因此，我觉得外界对徐静蕾的批评很苛刻。

　　《新世纪周刊》：会不会觉得这个行业就是男人的世界？

　　俞飞鸿：本身就是，以后也是。这个真谈到性别差异了，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很多元化，但将来也还是会以男性为主，这没有什么可愤愤不平的。比如带兵打仗的很少有女将军，这就是生理心理因素决定的。导演其实是个体力活，女人、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的女人，很难精力集中，男女在体力、精力、构造上就有区别，女性比较感性，会容易分散注意力，男性则容易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这是大脑的区别，没有办法。

　　《新世纪周刊》：怎么处理和你共事的男人的关系？

　　俞飞鸿：氛围营造得非常好，我们一起感受整个故事，然后到现场把所有的戏走一遍，所有的人都往一个方向走，慢慢大家的心就会凝聚，最后建立了对我的信任。信任感非常重要，没有信任感会影响气场。我有时也会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改动，比如台词什么的，最后形成一种默契。

　　《新世纪周刊》：做这个电影的时候，能真正帮到你的都是男人，比如王朔、徐克、姜文……

　　俞飞鸿：这个行业本来也是男人做得多。其实影片后面的感谢名单里好多女人呢。

　　《新世纪周刊》：爱比较重要还是做事比较重要？

　　俞飞鸿：快乐最重要。(摘自《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