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的朋友一直在帮助我找女儿玲玲，终于他们打听到她的地址和电话，于是朋友先用电话联系。朋友在电话里问她，“你还记得小时候带你的人吗？”

　　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会儿，回答说，“记得。”

　　朋友又说，“她现在从唐山来，你想见她吗？”

　　电话那头没有迟疑：“要。”

　　朋友放下电话后，长长舒了一口气，我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在此之前，我们都担心她不记得了离别这么久的我，也担心她会记恨而拒绝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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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开女儿玲玲时，她才5岁。

　　那天晚上，我轻轻地收拾行李，担心吵醒在床上睡觉的她，但她还是醒来，她睁大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我想她一定在想问我是不是还要离开她。

　　她看了我几眼后，就又睡了。这次的离别不同于以往，因为我要回国，此时的中国还没有全部解放，这样回去不仅有风险，还有极大的危险，所以是不能带女儿一起走，即使想带她走，别人也不同意。

　　第二天一早，我轻轻地起床，在离开房间时，我再看她一眼，她没有醒来，熟睡的样子很可爱，我很想最后亲她一下，但还是忍住，担心她就此醒来，那时我可能就再没有勇气迈出这个家门了。

　　大街上很安静，走在路上我还一直想象着当她睁开眼睛，看到我不在她身边时，她会怎样的伤心，会怎样的哭泣。

　　飞机上只有我们3个人，大家都默默地从舷窗往外看，想着各自的心思，因为这一刻对每个人来讲都十分重要。而我的脑海里都是女儿玲玲的身影，耳朵里是她悲戚的哭声，有时又觉自己也在哭。

　　记得我小时候，老家浙江温州生活非常穷苦，父亲不得已带着全家人流浪到福建厦门。到了厦门后生活还是很困苦，家里人迫于无奈只好将我给了别人当童养媳。

　　那时，我什么都不懂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不知道父亲母亲的名字，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到别人家。

　　在养母家，我没有一张床，蹲在哪里就睡在哪里，吃饭时，也只能等到别人都吃完后，才能上桌吃别人剩下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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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我从楼上看到父亲和哥哥在街对面向我打招呼，他们用手势让我出来，可我不敢出门，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对我比划着，最后父亲用手指着远处，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从那天后，我就再没见到他们了，直到母亲来看我时，才告诉我父亲和叔叔、哥哥都离开了厦门，他们那天来是向我告别。

　　母亲还留在厦门，她有时来看我，这引起了养母的不悦。迫于养母的威严，从那以后，每当母亲来时，我只能像木头一样地站在旁边，一句话都不敢对母亲说，但心里一直很难过，那时我最早学会的就是忍受和忍耐。

　　几年以后，养母没有让我去上学，而是送我到附近的南音社学唱南音。

　　南音社的人看到我虽然个头小，但音色很纯，就让我学唱南音，我不识字也不识谱，只好一句一句地背，到了后来，一首曲只要跟几遍就能学会，师傅也很满意我这个文盲徒弟，几年后我就能独自地上台演出，厦门的一些茶楼都开始请我唱南音，养母就此有了不错的收入。

　　后来，养母提出带我到南洋去，说是在那儿好挣钱，当时我听了她的话，同意跟着她走，那时我不懂得南洋在什么地方，更不懂得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所以匆匆走时，不懂得向母亲告别，哪想到从此我再也见不到自己亲生母亲了。

　　到了南洋后，我们就落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在那儿，我几乎每天都在中国人的茶楼里唱南音。可没多久，我就感到身体不舒服，医生看后说是水土不服，但怎么也医不好我的病，而养母却要我继续去唱南音。终于有一天我开口对养母说“不”，当时养母气得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这些话句句都刺到了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