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访制，变堵为疏

　　当地干部认为陪访能规范上访秩序，减少非正常上访

　　直到2008年，瑞金的信访形势并未朝好的方向发展。那年，瑞金仍被江西省列为三个控制赴京上访重点管理县(市)之一。

　　钟春林说，越去堵，群众对基层干部越不信任，绕开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越级上访和群体上访就越多。“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严峻的信访形势已经成为影响我市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给瑞金对外形象和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的危害根源。”瑞金市委书记陈晓春在去年全市的信访维稳工作会议上说。

　　2008年11月，瑞金市委市政府酝酿的陪访制出台。

　　高明旭认为，陪访做好了，把老百姓上访的问题解决在基层，越级上访就会减少。

　　瑞金市要求各乡、村建立陪访员制度，遇到村级不能解决的问题时，由村干部负责陪同信访人到乡镇落实解决；在乡镇不能解决时，由乡镇干部负责陪同到市有关部门落实解决。如果信访人同意，也可有干部代为上访。

　　朱娟红是象湖镇综治办副主任，她说，自己都不曾想过会陪人去上访，“过去肯定是想办法劝他们不去。”

　　几名老人去赣州上访前，象湖镇曾约请了医保局、信访局、民政局等多个部门一同接访，告诉他们并不在社保政策范围内。

　　“但他们不理解。”朱娟红说，后来赣州市政府给予他们的解释和镇里说的一样。老人原本还要继续上访，再三劝说下，才弃访。

　　“火车票、吃饭及到瑞金后他们坐公汽回家的钱，都由镇里承担了。”朱娟红拿着贴好的220元单据笑着说，镇里穷，至今还没给她报销。

　　云石山乡纪委书记刘东华认为，陪访员也能对受理信访问题的部门构成一种监督。

　　“过去访民不懂政策，有些部门随便就把访民支走了，有干部陪访，他们就不敢了。”刘东华说。

　　在信访局长钟春林看来，陪访制的最大好处，就是规范了信访秩序。

　　“比如赴京访，如果去国家信访总局，那倒没事。要是去了广场之类的非访区，那就麻烦了。”钟春林说，有熟悉信访制度的官员带领访民上访，就不会到非访区，减少了非正常上访。

　　接访496件，陪访仅19件

　　信访局局长分析，因访民不信任基层干部，便绕开乡镇上访，使陪访难推广；且宣传也不够

　　瑞金的陪访制实行至今已有8个多月，但陪访数量占信访总量比例很低。

　　6月16日，钟春林提供的数据显示：瑞金市第一季度接访496件次，而陪访自实行至今，仅有19件次。

　　6月17日、18日，这两天从上午8点半到10点左右，瑞金市信访局共接待访民9批次。

　　接访员李明统计发现，这些访民都没有乡镇干部陪访，且很多都没去乡镇上访而直接到市里的信访室。

　　“没有听说过陪访，不知道，我也不想找乡里，他们解决不了我的问题。”6月17日，象湖镇访民章健发说。

　　瑞金市信访局局长钟春林认为，目前陪访制宣传还不够，但有些访民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找基层干部陪访。

　　该局一名副局长分析，一些受访部门和干部对待上访的态度冷漠，或互相推诿，失去了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客观上使得大部分本应在乡镇、村即可解决的矛盾，久拖未结，成信访积案。

　　“所以有些访民上访会绕开乡镇一级，因为不信任基层干部，也有些上访就是针对乡镇存在的问题。”钟春林说，这些问题导致一些访民躲着基层干部，陪访也就难以推广。

　　云石山乡访民梁庆山成为瑞金陪访制的宣传对象。但他对记者说，他也不了解陪访制。

　　梁庆山在2004年开始上访，其父曾因投机倒把罪入狱，而在1972年被改判无罪释放。梁庆山认为根据1995年的国家赔偿法，其父应获赔偿38万。

　　钟春林说，国家赔偿法规定1994年前的案例都按当时规定赔偿，梁父于1972年获得政府的80元和一些布票。

　　今年3月，梁庆山要赴京上访。

　　4月9日，他被通知去瑞金市见市政法委书记高明旭。

　　“早上9点接到通知，我坐车到市委门口后，才见到村支书、乡纪委书记等人。”梁庆山回忆说，当时不知道这就是陪访，访完了也不知道，后来看到新闻报道才知道。

　　在这次“陪访”后，梁庆山获得政府补偿2万元。政府还给梁家办了低保。“我认为这不是政府说的陪访起了作用，而是我要去北京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