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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琳

　　涉嫌盗窃近5亿美元的中国银行两名前支行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于5月6日被美国司法部门具体量刑。其中许超凡被判入狱25年，许国俊被判入狱22年。他们的配偶均被判处入狱8年。此次美国司法机构为“二许”具体量刑，意味着在美国的司法程序上，这宗震惊了世界的贪污大案已经暂告一段落。

　　2001年，“二许”被发现与前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一同盗窃中国银行资产，总额高达4.83亿美元。案发之前，三人均已外逃美国。在中方的强烈要求之下，美国司法机构拘捕了余振东等嫌犯。但由于中美两国并未签署引渡协议，余振东等人迟迟未能移交中方。在进行了长达3年的谈判之后，美国终于同意采用引渡替代措施遣返余振东。而这还是在余振东自愿选择回国的基础之上才达成的个案协议。余振东由此成为第一名由美方正式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嫌犯。余后来被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有学者曾将此称为“余振东模式”。但事实上，这一模式无法复制，也难以效仿。中国虽然对余振东行使了司法主权，但依照中国的法律，12年徒刑与贪渎4.83亿美元之间显然并未实现“罪刑相适应”。而这一极为特殊的判罚，其实源自中美两国在遣返余振东之前就已达成的共识——为换取余的回国，中方于量刑权上迫不得已作了退让。

　　所以说，余振东案对于打击外逃贪官而言仅仅是个特例。虽然此前中方对美国移交许超凡、许国俊等经济嫌犯仍然抱有些许期待，但事实上，没有这些嫌犯的自愿选择归国，遣返或引渡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中国的嫌犯却在美国受审领刑，这在普通公众的眼里，无异于美国人在替中国惩治贪官，而我们却只能袖手旁观。由此带来的恶果在于，刑法不能实现，赃款无法追回，民怨无法纾解。可以说，较之“二许”在美国接受司法处置给国人带来的恶劣影响，之前中国为争取余振东归国受审所作出的司法退让，恰恰是理性和务实的体现。

　　“二许”美国受审再次让我们看清了打击外逃贪官中的利益分歧。贪官的潜逃路线，总是从发展中国家外逃到发达国家。在打击外逃贪官的司法协助上，发达国家拥有绝对主导权。基于这些发达国家的法治文化和司法传统，于引渡条约的谈判中，他们往往提出“死刑不引渡，政治犯不引渡和禁止双重归罪”这三大原则。若中国为寻求引渡外逃贪官而频繁作出司法让步(尤其是承诺不判死刑)，这对于国内整体的法治建设、法制统一和司法公信必将带来深远的伤害。同意对引渡回国的贪官不判处死刑，还将大大刺激贪污犯罪和贪官外逃。因为只要出逃成功，即意味着一条活路。

　　更何况，国际司法合作成本高昂，不仅围绕“人”的谈判困难重重，赃款移交同样极其艰苦。在利益驱动之下，提供司法协助的发达国家多半会提出层层盘剥的利益要求。司法公正虽然是国与国之间进行司法协助谈判的永恒主题，潜伏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关键词背后，却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

　　若要避免在打击外逃贪官上的进退失据，除了锲而不舍地利用国际法准则去寻求个案的妥善解决，更重要的，还是要痛定思痛，花大力气立章建制，广布法网，变传统的“权力反腐模式”为“权利反腐模式”，尽最大努力遏制贪官的外逃。若“二许”美国受审能够成功倒逼国内的廉政建设，这样的教训倒也算有意义了。

　　(摘自《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