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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贵峰

　　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日前联合公布《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该规定自5月1日起施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方面的部门规章，对于“瞒报、瞒报或者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等行为，将“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北京青年报》4月29日)

　　今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多次谈到统计失真问题：“一些地方和单位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个别地方、单位的领导干预统计数据。”而此前，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对统计“注水”现象更是直言不讳：“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第一财经日报》4月28日)

　　此次《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的出台，正是基于以上种种统计失真、注水问题而来的。应该承认，惩戒不够严厉是统计造假不断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以“开除处分”来回应和严惩统计造假，显得非常必要。

　　我担心的是，这一《规定》能否被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事实上，打开更权威的《统计法》会发现，此次《规定》中开列的种种统计违法行为，在该法中其实均早有规定。早就出台的《统计法》没能解决的执行问题，新的部门规章何以便能很好地解决？

　　再者，此《规定》是否足够严厉？虽然媒体均将“开除处分”作为报道的最大亮点，但这里的执行弹性空间实际上非常之大：一般情节仅是“记过或记大过”，情节较重才“降级或撤职”，而只有到了“情节严重”才能“开除”，具体操作方式还需细化。

　　关于统计造假及其内在行为逻辑，舆论曾有精辟总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数字出官”实际上是“官出数字”的内在动因和动力，而“官出数字”同时又是“数字出官”的外在条件和前提。即，“官出数字”为“统计造假”提供了体制上的可能性——统计部门高度依附于行政部门，“数字”原本出自官员手中，想造假自然极为方便；而“数字出官”则为“统计造假”提供了体制上的必然性——对于官员的评价考核过于依赖数字，数字的变化往往能给官员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提拔升迁)，统计造假显然就成了官员难以遏制的冲动。

　　统计造假之所以出现，除了“处分不够”，还有更为根本的体制性原因，即现行“官出数字”的统计管理体制和“数字出官”的官员考核体制。因此，彻底解决统计造假的出路还在于：根本改变或改善这样的体制——将统计部门从行政体系中彻底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具有足够独立、中立性的纯技术部门，将对官员的考核评价从畸形单一的数字依赖中摆脱出来，使其更具科学民主性——如以“选票出官”、“民意出官”来取代“数字出官”。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