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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曾焱

　　徐悲鸿最爱画马，这类题材在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收藏量都不小，海内外的近现代中国书画拍卖会上也几乎场场都看得到一两张，仿佛是惯例。香港苏富比2009年春季拍卖，近现代书画部分也将有一幅徐悲鸿的《立马》，但因了出处不一般，而显出它的吸引力来——1994年在台北举行过一场轰动收藏界的张学良“定远斋藏中国书画”拍卖，《立马》也在旧藏之中。目前所知这是徐悲鸿题赠张学良的唯一一幅画作。

　　“徐张之交如何，很难找到文字方面的记载。我们也翻阅过大量资料，至今没有发现徐悲鸿送给张学良的第二张画。徐悲鸿在《立马》这幅画上题赠的诗句，对照当时张学良的经历背景来看是很有意味的。中国书画好玩的地方不只在于画面本身，背后那些故事，和历史、文化背景交集在一起，也是值得我们去慢慢品味和研究的东西。”香港苏富比近现代书画专家张超群先生告诉我，《立马》是画于抗战期间的1942年底，其时徐悲鸿居贵阳，正准备动身去桂林。少帅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已经失去人身自由6年，被蒋介石禁闭在贵州桐梓。徐悲鸿用立马形态赠张学良，形格势禁之下又似蓄势待发，寄喻都在画中。款识中他摘录了杜少陵《秦州杂诗二十首》中的两句“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落“汉卿先生教之，壬午岁尽。悲鸿贵阳客中写少陵诗”。张超群说，从所选题材、题赠的诗句都可以了解，徐悲鸿对张学良彼时心境体谅颇深。

　　这幅画通过什么途径送到了张学良手中？赠画人和受画人日后都没有留下相关的言语或文字记述。从此画后来的经历看，张学良对它应该是珍重爱惜的。蒋介石幽闭张学良多年，虽然“管束”严厉，但一直允许他把早年收藏的一些珍贵古籍和古代书画带在身边，辗转西安、北平、奉化、重庆、湖南、贵州等地，1947年后又随他去往台湾。1942年徐悲鸿画赠的《立马》，战乱迁移中未离张学良左右，并和那批古籍书画一起到了台北。1994年4月苏富比在台北新光美术馆拍卖“定远斋藏中国书画”，207件拍品，里面古代书画居多，只有极小部分近代书画。张超群记得：“同时代画家送他画作的，除了旅居海外的张大千，留在内地的只有徐悲鸿和林风眠两人。”那两幅林风眠水墨，张超群说他个人觉得依据落款时间应是画家1989年在台北筹办个展时才送给张学良的，属于晚年新藏。徐悲鸿的《立马》却不一样，寥寥笔墨陪伴张学良半个世纪，也算是大历史中一笔细微的旁注。

　　15年后《立马》再次露面，难免不引人想起当年那场豪拍的场面。香港苏富比书画专家张超群回忆：“1994年‘定远斋藏中国书画’拍卖造成的影响力，内地收藏界有亲身体会的人可能不太多，因为当时内地才刚刚兴起艺术品拍卖。可在海外，那真是极其轰动，观者如云。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地的中国书画大收藏家基本都到场了，207件东西全部被人买走，成交总价超出预估两三倍，就连拍卖图录也成了难得的收藏资料。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这场拍卖的成交结果已经很让人惊异了。”在张学良身边70年的绢本长卷《桃花》为北宋画家谢元所绘，估价300万至500万新台币，最终以1655万新台币成交。明代王宠书法《行书》、蓝瑛的设色山水手卷、赵之谦的水墨花卉等古书画也都以超出10余倍的价格拍出。近现代书画分量不多，张大千的18幅作品中却有11幅拍价超过100万新台币，《湖山清舟》、《水竹幽居》、《秋声图》分别以1050万、520万和390万新台币成交。有当年关注这场拍卖的台湾媒体在报道中披露，这场拍卖的大买家有两个，分别是香港收藏界名人张宗宪和另一位古画经纪商、前苏富比纽约地区古书画部主任张鸿是，他们各自经手买下了超过千万新台币的张学良旧藏。

　　这种阵势，也不全是因为名人效应。藏品本身的价值早有公论，加上张学良在云山雾罩般历史面目下形成的个人魅力，海内外收藏界才会有这么多想象和激情。在中国近现代收藏历史上，人们都知道“定远斋”斋主张学良是个重要人物。常说“民国四大公子”——直隶总督之子张伯驹、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和清末宗室溥侗，除豪门出身，他们还都是藏之大家。袁公子的藏书楼富甲古籍界，两位张公子则嗜好古书画。张学良在20多岁掌管东北军政大权时就四处搜罗名贵书画，有说他聚藏600多件，其中珍品300多件，王献之、董源、徐渭、唐伯虎、仇英、朱耷、郑板桥、石涛等历代名家的手卷真迹，王献之的《内含帖》、董源的《山水卷》、宋徽宗的《敕书》等件都属国宝。张学良的藏书不能比袁克文，但也极丰富，不乏孤本和善本。1993年他曾以个人名义向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捐献藏书，数量超过2000册，两年后他又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捐了一批珍藏。

　　张学良收藏70年，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收藏古代书画主要集中在大陆时期；到台湾后，处境宽松好转，他和张大千、张群等人来往，又收藏了一批近现代名家书画。也有人惋惜张学良为什么没有选择让这批珍贵收藏在中国人手中整体性地传承下去，却为一场拍卖获利而让它们流散各处。对这场拍卖，《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中披露过前后一些细节：1994年张学良决定在夏威夷定居，二次赴美后，委托在台湾的侄女张闾芳代他处理留在台北复兴路70号旧居里的一批珍贵藏品。张闾芳想为两位老人定居海外积些养老金，和苏富比公司一起筹划了这场拍卖。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获开始不赞成，中间犹豫，最后勉强同意。不管中国还是外国，收藏家最后都得面对怎样处理自己毕生藏品的问题。多数人认同国家或者公立博物馆是收藏品的最好归宿，也不排除有人像法国作家龚古尔那样，把博物馆看成是收藏品“冰冷的坟墓”，宁愿通过拍卖方式让自己的收藏找到新主人。收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机缘，有散有聚。这次春拍，除了徐悲鸿的《立马》，香港苏富比还从不同的藏家手里聚拢了数件名画家题赠上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要人的画作，从原画主人到送交拍卖的人，其间已经不知经过了多少变化。有一件全场估价最高的傅抱石画《醉僧图》，是他1943年在重庆写怀素，赠送曾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不过从题跋内容看，傅抱石这是应国民政府兵役部人士之请，以“全体同仁”名义贺上司调迁，不见得画家和受画人之间有多少私人情谊。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