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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郑廷鑫 陈小瑾

　　无论是在演唱会上公开剪掉自己的美国护照，积极参加“天下围攻”倒扁运动，还是在汶川大地震后出现在加州赈灾晚会演唱《亚细亚的孤儿》，罗大佑始终没有远离政治运动和社会现实。

　　转折点

　　1982年，那个叫罗大佑的年轻人，还是医院放射科的医生。有一天，他收到了台北市“议员”送来的一袋袋体检病历，其中，“有一个人叫谢长廷，有一个人叫陈水扁”。

　　就在那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在专辑文案中他写道：“这一趟音乐的路，走得好辛苦。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严肃与通俗间，我几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过来的。”

　　走得辛苦的另一个原因，他没有写出来，只是在心里挣扎：那时他还没下定决心选择做医生还是做音乐。

　　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姐姐是药剂师，哥哥是牛津大学的心脏医学博士，一家人都以医学为中心。从在医学院读书时组建“洛克斯”乐团，到写第一首歌，到出第一张唱片，一直到拿了医师执照，医生还是音乐人，这个选择困扰了他10年之久。

　　早在他还是实习医生时，《之乎者也》的录制就已经开始了。起先没有人愿意冒险出版这种与市场主流相差极大的音乐。几年后，成立不久的滚石唱片决定推出这张专辑。不料，这个瘦削冷峻的青年一夜之间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这般描述当时的情景：“媒体也掀起罗大佑是洪水猛兽还是时代良心的论战，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暴风眼的中央，被戴上了‘青年时代的先知兼代言人’这顶大帽子了。”

　　于是，他一边当医生，一边连续出版了《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家》这3张专辑。“回头看这几张作品掀起的社会效应，其规模之大、延续之久，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上除了罗大佑，似乎还没有任何人制造过。”马世芳如是评价。

　　但对当时在医生和歌手两种角色间游移不定的罗大佑来说，这却是痛苦的煎熬，“两边走的时候，一度觉得自己对两方面都失去信心。”

　　1987年，他终于下定决心，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对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栽培”，但是，他选择不做医生，专心做音乐，“那么多医生里，不需要多一个罗大佑；但在音乐上，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这个决定，让罗大佑开创了新格局。不久他在香港组建自己的录音制作公司“音乐工厂”，从事音乐的开发及电影配乐工作。他将对东方曲调的探索，对一个民族的宿命所进行的精确剖析，对黄色人种的浓烈情感和故乡情怀，以音乐铺陈开来。

　　随后的几年里，他出版了《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有人说，这是“罗大佑的中国三部曲”，他对香港前途的追问、对台湾根源的探索，对祖国大陆变动的思考，跃然于歌中。“一个铺陈民族命运的史诗企图，在三张原本各处一隅的专辑之间巍然耸立起来”。

　　另一个华语乐坛大佬级人物李宗盛谈到罗大佑时说：“我觉得从罗大佑之后，就没有看到有人再做同样的事。”而在罗大佑之前，同样没有人做过那样的事。“华语音乐的教父”，这个称呼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

　　挑战者

　　从一开始，罗大佑就以一个挑战者、叛逆者、孤臣孽子的姿态出现。一身黑衣，长长的黑色卷发盖住了脸，不苟言笑，永远戴着墨镜，这是他最早的形象。

　　当时的台湾，正处于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威权时代，“胸襟狭窄的执行者，就像坐在角落一边摔玩具发脾气一边啼哭的小孩子”，“酱缸里传来一股文阴阴的浓重酸气”。对于罗大佑来说，这样的环境却使得那种“多年不见的使命感就这样无情地冒了上来”。

　　从《之乎者也》文案里写的“歌曲审查之，通不通过乎，歌曲通过者，翻版盗印也”，到《现象七十二变》里声嘶力竭地唱的，“有人在黑夜之中枪杀歌手”；从挑衅国民党的专制到抗议民进党的腐败，一以贯之的是他鲜明的政治立场。

　　1985年，台湾音乐人在“台湾光复40周年”的号召下共襄盛举，罗大佑创作的《明天会更好》迅速成为广为传唱的金曲。年底的大选，国民党的标语就是“要一个更好的明天”。这首歌成为竞选的工具，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政治利用”的责难却铺天盖地般落到他的头上，这是他日后离开台湾去纽约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后，无论是在演唱会上公开剪掉自己的美国护照，积极参加“天下围攻”倒扁运动，还是在汶川大地震后出现在加州赈灾晚会演唱《亚细亚的孤儿》，年岁渐长的罗大佑，始终没有远离政治运动和社会现实。

　　“谁要利用21世纪全世界最唾弃的恐怖分子心理来影响选情、制造社会恐慌，谁就是罪魁祸首。”2004年3月27日，为抗议选举不公正，“泛蓝”支持者连续多日在台湾“总统府”前集会，几百名艺人加入其中，罗大佑主动要求讲话，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大佑给我的感觉是他为两岸三地唱的作品题材比较广，他会看台湾、香港和大陆的特点、关系，而不仅仅是市场。他很关注香港的政治、经济，台湾和香港的互动，他是个有强烈历史感的音乐艺术家、创作歌手。他这样定位自己。一直以来，他对自己的作品都非常重视，而且是从一个历史角度来看待。”罗大佑好友、香港文化人马家辉这样评价。

　　倒扁运动第4天晚上，身穿红衫的罗大佑来到现场的舞台上，以《心事谁人知》开场，炒热现场气氛。接下来他又连续演唱了《恋曲1990》、《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对台下热泪盈眶的施明德说，“不要掉眼泪嘛施明德，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带领着台下的无数人齐喊：“陈水扁，下台！”双手高举，声嘶力竭，激愤满怀。

　　马家辉还提到，“在倒扁高潮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们在他家喝酒、唱歌，在场的还有一两个台湾来的作家，唱到最后一句，他把原来写爱情的词改成了‘陈水扁下台’。陈水扁败选、被收押等这些关键时间，就算人在外地，他都会打电话回来，报喜一样。如果在香港，他会约朋友出去庆祝一下。”

　　2007年，他出席《天下》杂志创刊纪念日的演唱会，独自在台上清唱了未发表的新歌《吟》：“溶解的恩怨共邀我，别让你的光辉沉寂。”

　　采访当天，我们来到罗大佑家中时，他正在看《信报》，这是一份以严肃性在香港娱乐八卦的媒体气氛中独树一帜的财经报纸。交谈中，他对内地社会现实的了解超乎我们的想象，他家里的书架插着各种类别的书籍：音乐、政治、历史、文化……奖杯则随意地放在角落里。30年过去，他一直没有稍减对社会的关注和对变动的阐释，一直在路上。

　　另一个罗大佑

　　在歌迷印象中，有两个罗大佑。一个是摇滚的、哲学的、理性的，用或直白或愤怒或平实的话语来讽刺政治和社会现象、表达个人思考；另一个则是伤感的、脆弱的、柔情的，用独有的长句唱着各种风花雪月的诗和百转千折的感情。

　　远远望去，罗大佑似乎是犀利的、不好接近的。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媒体称其“孤独的国王”、“华语乐坛里宛如‘伏地魔’三个字的名字”，他回应说：“什么时候变孤独？这么孤独吗？通常这种人都死掉，而且埋在坟墓里面了。”现在他已经不戴墨镜了。

　　“他很讲义气，很关心别人。有时候打电话，我讲了一两句工作上有些烦恼，或者说人际关系上有些烦恼，他不仅在电话里听我讲完，而且过两天就会打电话来问：你那件事情怎么样？”马家辉说，“台湾男人通常不太懂怎样跟人交往，像他这样的歌手，去哪里登台，车停在外面，就会有几百人围着敲车窗要签名。几十年来都是这种经历，难免就会过度保护自己。他却那么体贴，让我感觉很意外。”

　　和其他艺人一样，罗大佑的时间属于自己的并不多，但他很会主动合理地安排时间。“有时他打电话叫我去聚会，一打来就说，‘家辉我刚到香港，现在在机场往市区方向移动。你等一下，我一个钟头就到，我们就在家里聚会。’”马家辉说，“每次聚会，找谁不找谁，吃什么，他的主意都很明确。有的朋友会说随便、无所谓，但他总会明确提出想法来。他对生活很有主见、很有要求，住的房子要挂什么画、要选一些特别的家具，他都会自己去做，很有效率。其他人就算有这个时间，也不一定有这种品位和闲情。他对生活，第一个是懂，第二个是有主见。”

　　有一次，马家辉和罗大佑一起参加一本新书的新闻发布会。活动在一个商场举行，舞台后面有个小房间。“一进去就看到罗大佑在打太极。”这让马家辉很意外，“我当时的感觉，这是我见过的最健康的摇滚乐手。”

　　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在纽约生活，罗大佑整天泡在Disco，“觉得Disco里面才有生命的意义”。随着年纪的增长，“整个人的眼界开了”，生活方式悄然改变。这两年他培养起了运动的习惯，主要是爬山，还有就是跟内地一个师傅学太极，这能帮助他“放松精神，缓解压力”。

　　与此同时，他依然执著于创作，时刻要求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的手臂上有几个自我警惕的烟疤，那是告诉自己勿再胡乱投入于‘思情深似海’的假象。”这可能就是那个冷峻的罗大佑对自己残酷的一面。

　　自1996年发行专辑《恋曲2000》之后，一直到2002年，他才开始在内地举行一系列演唱会。发行新专辑《美丽岛》后，他又是久不露面。就在人们觉得罗大佑渐渐沉寂下去，那个年代也渐行渐远的时候，他又扔出一颗重磅炸弹——与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纵贯线”乐队，继续另一种形式的创作。

　　他并没有真正沉寂，一直都在思考他的音乐，只是“思考的东西越多，感情就越深沉”。“其实我在家里不做什么，就是想事情，这个可能就是我写曲的状态。我的活动都在脑子里，我常常失眠也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办公室就在大脑里。”

　　在酒店里，正在接受媒体访问的刘德华发现了罗大佑，跑来跟他握手，连称“罗老师”。寒暄罢，罗大佑高举双手，为对方也为自己打气：“加油加油！”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