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4日电 法国巴黎法院北京时间24日凌晨1时左右对圆明园鼠兔首能否被拍卖作出宣判，法官认为，请求人——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对于本案没有直接请求权，驳回其关于要求停止拍卖、禁止拍卖的诉讼请求，并赔偿两个被告方各1000欧元。

　　对于此次海外追索文物未果，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从此次事件里，我们有哪些经验教训？对以上问题，法国《欧洲时报》联合人大欧洲校友会邀请了华侨华人代表、法律人士以及各方学者，就中国有无权利追讨文物、中国政府是否应作为原告、回购文物是否会繁荣文物贩子市场、以及中国应加强国际话语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讨论内容如下：

　　坚决支持追讨流失文物的行动

　　陈胜武(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

　　100多年前英法联军抢掠了中国圆明园，今天把赃物在这里拍卖，而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文明的时代，用怎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我认为应该呼吁中国政府出面。

　　我认为，我们作为海外华人坚决支持追讨流失文物的行动，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我们将义不容辞。

　　中国政府做原告不可取

　　石仁林(法国德垣律师事务所创建人，巴黎上诉法院律师，法中律师与法学家协会副主席)

　　诉讼时效是法律人的悲哀

　　这件事无论从历史意义还是从学术意义或者法律意义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新启蒙。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一个案例是通过法律途径将类似的一个国家文物讨回去的。

　　这是作为法律人的悲哀。关键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下的国际协定并不是在时效上对原来这些处于劣势的国家有利。实际上本来是没有时效的，在协议推出之前，从逻辑上来讲，这是我的财产什么时候都可以要回来，产权是不可改变的，而一旦签订时效协议以后，表面上我是保护你，实际上我把你的后路给断了，让你再没有诉讼的依据了。

　　中国政府做原告不可取

　　从普通的法理上来讲，即便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诉讼时效之内，我们有没有这个诉讼权利呢，也很难说。因为从法律上来讲，不要忘记那些抢劫的人不是贝杰也不是圣罗兰，正常情况下他们获得这些文物的途径应该是合法的，从这一点来讲，就算没有过时效，也没有办法追诉这个产权。

　　仅仅通过民间的活动与诉讼还是有障碍的，贝杰和圣罗兰不可能成为被告，成为被告的应该是英法联军的那些人，政府也不可能成为原告，到法院里去告一个人，因为这样无形中好像放弃了自己的主权去接受另外一个法庭的管辖，这也是不合适的。

　　化文物追讨为国际公关

　　姚蒙(历史学博士 旅法学者 记者 欧亚协会秘书长)

　　圆明园从康熙时代就开建，经历雍正、乾隆两代的扩建、修整，五分之一是西洋园，12生肖铜像原位于圆明园一个扇形喷水池上，各个铜像会按照它所代表的时辰喷水报时。

　　中国的历史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后来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各国列强对中国大规模的烧、杀、抢，这个历史债是一件事。从历史上一定要搞清楚中国是受害者，这些东西确实是被掠夺的。当然我们没有明确证据，拿出清单说这件物品是被谁拿走的。

　　既然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流失文物的两个国际条约，我认为就应该中国政府出面。即使讨不回来，也要发表声明。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公关行为，这是其一。

　　其二，可以借此机会把中国受屈辱的这段历史让这些西方文明国家反思一下，知道他们过去干了什么，而现在很多西方人是根本不知道的。我认为讨不回的可能性非常大。程序法不行，实体法也不行，证据不足，原告也不存在。怎么讨？但是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是公关行动。我们的意义是借此机会让人听见中国的声音。

　　让世人看看18、19世纪中国遭受了什么样的屈辱，你们今天还在继续侮辱我们，在巴黎拍卖我们被抢走的东西，还大肆炫耀这个值多少钱。我们不能说拥有人有罪，因为这是拥有人的私人财产，这可能是他从别处买来的，但是我们抓到一点，就做出反应。这对中国正面形象的塑造非常有利。不管法国政府出面阻止有没有效，但我们可以这么要求。另外，我们应该站在超出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来考虑。

　　反观法国社会舆论，像观点报，新观察家都报得很恶劣，说中国民族情绪上升，说追讨是没有根据的，法方有正式的法律依据，为什么不可以拍卖。法国读者看完后，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借此机会把历史事实向法国民众讲清楚。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重大的关键时刻，从公关角度来说，应该中国政府出面。这是我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我建议以后凡是碰到有关拍卖中国流失文物我们就按这个惯例处理。

　　毫无胜诉的希望

　　李隼澂(辅仁大学法学硕士，巴黎一大法学博士)

　　就法律行为而言我们毫无胜诉希望，应该把它定位成有文化意义的司法政治行为。有文化意识是这件事不能单纯从法律途径来看，在法律上是必输的，因为这些规则已经定的非常清楚，从罗马法时代任何东西都要有时效限制，就算赃物也要受其时效保护，这时世界的通理，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历史的巨轮就是这样往前走，和道德的晋级不合拍。

　　目前我们可以提出两道行为：第一个是紧急程序，要把这件事情先叫停下来。第二个是考虑提出针对未知被告的诉讼，(plainte contre X)，这是一场文化意味的战争，我们告一个未知的被告，法院就要去调查，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因为在不断地调查，不断出庭的过程中，中方人士就可以不断地在庭前面开记者会，把历史的真相还原给西方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