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张滢滢

　　近日，天津作家冯骥才带着他新编著的《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出现在人们面前。此时，距他亲自带队赴四川灾区进行羌族文化遗产调研和抢救仅3个月。“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将他们的文化风貌以书面和其他形式留存下来，不得不抢，再不抢就消失了。”他说。

　　而单一个“忙”字来形容冯骥才，似乎已经不够用。除身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所需要做的大量工作外，他还带着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学生作多个课题研究，并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类社会活动奔走、亲自带队赶赴文化遗产抢救第一线。而写作和绘画，已是百忙之中的“奢侈享受”。年逾六十的他，戏称自己正在“四条战线”上齐头并进。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冯骥才把大量精力投向对中华传统、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这位曾以《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为人们熟知的作家，如今在媒体上获得的最多称谓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守望者”。

　　保护抢救，是为存留“国民精神”

　　在不少人看来，从文学转向文化遗产保护是个很难逾越的跨度，但冯骥才认为，这只是表面职业的不同。文学同文化遗产，最终的落脚点都深埋于每个人内心的国民精神。“这是个持续和自然的过渡，并不存在什么契机、突变的说法。最终来说，我所关心的东西一直没变。”对他来讲，文学的意义同文化遗产保护是一脉相承的。

　　从“伤痕文学”时代走来，冯骥才和许多人一样历经了无数充满激情、梦想和挫折的岁月。特殊的时代和经历使得他对于人的心灵生活特别关注。“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作家都先天地具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我们无法回避和不能绕过的。当时我们关注的是自由、人性、尊严和平等，写作自然也就围绕这些主题展开；而现在，社会的大环境凸显出人的精神价值的重要性，这也是更接近本源的一种东西，追根究底来说，就是文化。”

　　而对于拥有多重释义的“文化”一词，冯骥才最重视的便是他目前工作的主要部分:“我们的精神和基因都与文化相关联，而国民精神价值体现于文化传统所依附的文化遗产。我们谈保护，谈抢救，最终还是为了存留属于自己的国民精神。”他笑说:“文化人嘛，天生是精神至上的。”

　　文化是一种细柔、缓慢的渗透力

　　文化能打造么？这是冯骥才一篇文章的题目，也是他对当下环境中种种文化虚浮现象的思索。“打造和真正的文化建设完全是两回事情，所谓打造文化背后都是商业化的包装和市场化的改造。”他认为，文化最终的存在意义是为了塑造和提升人们的精神素质，“文化是一种很细柔、缓慢的渗透力，是无形中作用于人的，它对于人的影响也是无形的。这种节奏显然和当下快餐式的消费模式有所不同，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市场拒绝深层的文化，只要外表光怪陆离的一层。文化的浅薄化是市场化的必然。”

　　而对于近年来声势浩大的孔庙祭祀等庆典活动，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这种活动有纯的文化在里面，但对于文化的传承究竟有多大意义，就值得商榷了。除去地方政绩，除去房产开发或者旅游开发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又有多少是真正为了推广传统文化？”

　　在商业化的大环境下，如何保持本土文化的纯度和存续能力是冯骥才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全球化’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发展，但它对文化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在一篇文章中，冯骥才把当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归结为“文化粗鄙化”。而民族文化的粗鄙所带来的问题，不仅是对于自身文化的损害，而且也会影响民族素质，同时致使人们丧失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失去这种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才是最可怕的”。

　　行动的意义和思想的力量

　　相比于其他“头衔”，冯骥才更喜欢自称为“行动的知识分子”。天津老街保卫、对敦煌文物的保护、亲赴一线做文化遗产抢救，并以此在《收获》上开辟《田野档案》专栏、为文化遗产日的设立而多方呼吁、为抢救消逝在田野中的古村落四处奔走……为了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冯骥才的足迹早已遍布大江南北。

　　在汶川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冯骥才带队深入尚有余震的四川灾区，对羌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文化遗产的实地考察和抢救，并在9月向灾区捐献了一万册《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在帐篷小学里，我们见到了经历地震的羌族孩子，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清楚。希望通过这个读本，能让羌族孩子多了解一些他们的民族。”他说。

　　在友人陈思和的眼里，冯骥才是个永远在路上的人:“文化血脉其实是靠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融化在具体的实践中转化为事功，点点滴滴地积累和生长，任何一种夸大的流行的文化现象，都没有救世的奇效功能。但是冯先生所强调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是我所崇尚的。冯先生的不鄙薄也不拒绝自身周围的环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做好一两件有理想的工作，是我非常佩服而且推崇的。”

　　而冯骥才自己的话，也许是对他这一称谓最好的诠释:“不管是风风火火抢救一片在推土机前颤抖着的历史街区，还是孤寂地踏入田野深处寻觅历史文明的活化石，惟有此时，可以同时感受到行动的意义和思想的力量。”

　　(摘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