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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小峰

　　用一场混乱的演出，揭开了中国内地流行音乐30年回顾的序幕。2008年10月24日在深圳举行30年流行音乐30首金曲授勋演唱会，由于主办方严重缺乏经验，整个演出显得混乱不堪。这一效果也正好反映出30年来内地流行音乐的尴尬情景。流行音乐发展30年，确实值得好好总结纪念一下。当回首30年，却发现它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精彩和回忆，多是些尴尬与无奈。30年找出30首流行金曲很容易，但找出30件能代表这一时期变迁的音乐事件就很难。中国流行音乐像一锅煮不开的水，总看不见沸腾。每当你看到它即将沸腾的时候，它一定会在瞬间沉默。

　　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流行音乐多少在见证这30年的变迁，但同时也被时代快速变迁所左右。在音像市场相对比较健康的时候，它没有出来更多好的作品，在可以出好作品的时候，市场又不太正常了；在人们相对都比较单纯的时候，却不知道如何写好一首流行歌曲，在人们掌握了些流行歌曲技巧的时候，人们又变得更加功利了。30年间总是感觉在缺一“不可”。

　　有时候，瞬间的烟花会衬托出更多的寂寞，但人们总习惯停留在那瞬间的美丽中不能自拔。因此，这30年总是在丢失，然后就是迷失。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不会写流行音乐，那时候没有“流行”这个概念。后来港台歌曲从地下渠道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对流行歌曲的概念有了初步了解，然后模仿着去创作表演。这一时期的创作可以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状态，但是却没有真正走入人的心灵。比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大海啊，故乡》，它所表达的主题是“人与自然”，而不是“人之常情”。这时候凡是写爱情题材的歌曲，都写得很拘谨很含蓄，不像是情感流露，而是情感评论。

　　80年代中期，我们慢慢地找到了感觉，也慢慢把流行音乐融入一种更大的文化氛围之中。或者说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只是稍差那么一点火候，流行音乐就像那么回事了。“西北风”也好，“囚歌”也好，这种本土化的音乐在当时过于泛滥和粗糙，一方面是对本土音乐挖掘上太狭隘，另一方面还没有掌握流行音乐的技巧。

　　假如没有1987年进口音像制品政策的出台，流行音乐一定会走向另一个方向。或者说在当时信息不太发达的年代，我们可以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但是港台地区和欧美音乐的大量进入，把一个根基未稳的流行音乐形态彻底打碎了。我们接受了一种更先进的流行音乐理念——确实是过去我们一直缺少的那一部分。但是这个理念并没有被直接运用在自己的流行音乐上，而是用它来抛弃过去。

　　原来的音像出版社编辑制的制作方式很快被唱片公司化的运作取代，这一改变立刻暴露了我们缺乏真正的商业运作经验的致命弱点。唱片业的运作需要一整套商业规则，在我们意识到这一运作模式可以提高流行音乐的商业效率的同时，更应该意识到在随后的运作中应完善商业规则体系。但至今这一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仍然处在无规则无秩序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从1992年确立唱片业操作方式以来，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在运营上十分成功的公司的原因。用最符合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做着没有市场规则保护的事情。后来的流行音乐一直在无序中挣扎。

　　事实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走下坡路，但至今仍统治着我们的市场和审美判断。这主要是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机制与之相对抗。相比之下，电影与电视剧就可以形成产业系统的产业链以及相关配套环节，但流行音乐就没有。

　　由于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产业链条，因此，在中国从事流行音乐和从事足球都一样成为既存在风险又令人沮丧的事情。甚至流行音乐还不如足球，它连一种归属感都没有，长期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个最需要商业规则支撑的行业，却恰恰没有商业规则。比如，流行音乐没有相关的行业标准，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机构，没有保护该行业利益的机构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是一种抢夺式心态，能抢到就抢到，抢完就跑。

　　这30年，能剩下的就是怀旧。这种情绪总让人联想到一个垂垂老矣的长者，用他不多的时间去回想过去曾有的辉煌。流行音乐30年可能是改革开放的另一种缩影，一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碰撞后产生的自卑感，一种追求流行与观念和回避规则产生的浮躁感。它本来是可以形成巨大消费市场的朝阳产业，但是从每年出版的音乐作品的绝对数量和绝对产值来看(甚至这个数量和产值都没有一个权威统计)，它远远没有达到最基本的市场需求量。

　　三十而立。在而立之年，中国流行音乐没有在一个很好的根基上矗立起来，从只有音乐没有流行，到只有流行没有音乐，再到既没流行也没音乐，中国流行音乐真的快一无所有了。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