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吴晓波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生命力奔涌而出，个体生命的张力也得到了最大的彰显。我们从众多的出版物中摘选出一组文章，从不同行业、不同角度展现改革开放30年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以拨动记忆的闸门，回顾走过的路程。

　　1978～2008年的中国，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经济社会转轨……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此前的中国不堪回首，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几乎让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的中国基本上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为了避免在可能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拥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转战大后方。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区，并且不计经济合理性地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经济效率非常低下。国有企业暮气沉沉，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们购买粮食和日用品都需要凭票。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进过资本主义的工厂了。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还是那么陌生，而它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已经超过70%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

　　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区区1.67亿美元，聊胜于无(到30年后的2008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7万亿美元，整整增长了1万倍)。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尝试借资本主义的钱造“中国大厦”。

　　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外国投资者很快发现，中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国。一位随大众汽车前来中国考察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在他的新闻稿中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意外地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还在使用。

　　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后来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为了加强管理，他上任后的第一条规章制度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创业之初，柳传志像个没头苍蝇一样骑着自行车每天在北京街头瞎转。他先是在单位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

　　不久前还整天忙着倒卖玉米的年轻人王石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赚取“倒爷”手中的外汇兑换差价淘到了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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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段让很多企业家自豪却又不愿意多作回忆的历史，在创业初期，他们几乎无一不在灰色地带完成了原始积累。

　　从1985年到1987年，全国各地共引进115条彩电生产线、73条冰箱生产线，仅在广东一省，就引进21条西装生产线、18条饮料灌装线、22条食品面包生产线、12条家具生产线。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一批工程师、技术员和包装工来到了法国的工业城市瓦尔蒙，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把已经破产的博克内克特冰箱厂的设备尽数拆去，5000吨设备装上了轮船、飞机和火车，启程运往天津，在那里的一家工厂它们将被重新组装成一条每天生产2000台新冰箱的生产线。”

　　1988年，“物价闯关”全面失控，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瞬间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人们像昏了头一样，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滞销的所有电风扇均被抢购一空。在贵州、云南等偏僻省份，人们甚至为了抢购毛线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片忙乱中开业，朱镕基致开业辞。交易所负责人敲完锣后竟兴奋得当场晕倒，毕竟中国人已经有40年没搞过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有意思的是，12月1日，就在上海即将开市之前，不甘落后的深圳已抢先“试开市”。由于仓促抢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没法跟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疯长的孩子，当孩子发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旧体制、旧思维的束缚时，中国的经济也在一次次裂变中获得了新生。

　　1993年2月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此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一一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在价格的优势下，本土家电企业打垮了跨国公司，之后便迅速地陷入了更为惨烈的“内战”。由于所有的企业都处在相同的技术层面上，所以，“内战”的武器还是价格战，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以“技术创新”为噱头的“概念大战”。在其后的几年里，中国家电企业不断宣布自己实现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有人曾经对这些“新技术”做过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描写：譬如“光触媒空调”被宣称是“21世纪空调业的重大突破”，其实就是在过滤器上加装一张含有活性炭的过滤网，活性炭潮湿了，就拿出来晒晒太阳，其成本不到1元钱；“无菌冰箱”被宣告是“冰箱进入绿色时代的标志”，其实是在冰箱的塑料部件上注入一些药剂，成本不到10元，却可以靠这个技术概念拉抬200元的售价；采用了“数码景深电路”的“数字彩电”，其实是把彩电技术中的电子束原理进行了一个新的概念描述；“环形立体风空调”是某大空调企业投入上亿元开发出来的专利性技术，其实就是在风叶上装了一个定时器，让它定时上下左右变换而已。

　　在狂飙突进的多元化浪潮席卷下，企业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认真、寂寞地做好一个产品的耐心。“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在中国沿海考察的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有点担忧地说，“中国的企业家只想在5年之内就学到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可是，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

　　事后证明，中国企业集体跃进“世界500强”的梦想更多的只是一种青春期的冲动，并很快被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打断。但在当时，大前研一的这种声音却很少有人能听得进去。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至此，关于国有企业该不该进行产权改革的争论宣告结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和凌志军在畅销一时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1998年出版)一书中，将此次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视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之后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锋，而中共十五大的召开则表明中国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

　　1998年7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随着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以及按揭贷款的推出，房地产热迅速形成，在后来10年中，它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成了最具暴利气质的行业。

　　中美WTO谈判协议在1999年底戏剧性地达成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以积极、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家庭，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终于握到了这张“入场券”。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

　　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市场的开放被排上了时间表，各大跨国金融机构明显加快了对中国的业务布局。2001年前后，汇丰、花旗、友邦、渣打等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从新加坡或香港迁到了上海。此前已经暗中布局的金融投资公司也开始浮出水面。

　　申奥成功，既让中国获得了一次向世界展示魅力的机会，同时更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景气预期。

　　2002年，一个“中国制造”的新名词开始在媒体上广泛传播，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存在和力量。

　　这一年，中国向国外出口了一项最大的“单宗商品”：一个身高2.26米、名叫姚明的篮球运动员。有人为这个亚洲小巨人算了笔账，如果他在美国NBA打到38岁，可以有2.7到2.9亿美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他获得的场外赞助、广告费等巨额收入。这一价值按当时的国际商品价值来换算，就相当于中国出口了102万吨大米，或46万吨钢材，或239万台电视机，或630万辆自行车，或98万吨原油，或6489万米丝绸。

　　廉价是“中国制造”制胜的唯一武器，也是最令世界难以抵挡的竞争力。2004年9月16日，西班牙埃尔切爆发火烧温州鞋的暴力事件，数百名西班牙鞋匠冲进运货码头，将价值100万美元的16个装满了温州皮鞋的集装箱付之一炬。一周后，埃尔切再次爆发排斥华商的示威游行，只有20万人口的小城有数千人上街。事实上，据意大利鞋业联合会统计，过去两年有超过2.5亿双中国鞋进入意大利，鞋进口量首次超过了出口量。这对于一个以制鞋业为骄傲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事后欧盟为了安抚当地制造商，甚至设计了一个“非中国制造”的标签。

　　2006年5月20日，历时12年建设的三峡大坝全部完工。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庞大的水利工程投资总额高达240亿美元，年均发电量将达847亿千瓦时，取代巴西伊泰普水电站成为世界最大的发电和防洪综合工程。

　　7月1日，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该项目总投资逾330亿元。青藏铁路有960多公里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原铁路。

　　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让人恍若隔世。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生长的地方都已经不复存在。唐宋诗人笔下的江南早已面目全非，如今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工业基地。昔日蜿蜒的街道被拉直拓宽，街道上的青石板被撬掉扔弃，上面建起了呆板高大的楼房和商铺，雨廊、飞檐、河埠码头都成了记忆中的画面。青年导演贾樟柯拍摄电影《三峡好人》时，拍摄地点是有着2000年历史的重庆市奉节县。但他发现，5个月的电影拍摄竟跟不上场景的变化。一开始，他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等他短期回一趟北京再回到现场，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

　　在过去的15年里，互联网在中国从无到有，肆意成长，终于自成一体，并渗透到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尤其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个世界里，本土企业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击败了各自的国际对手，这在其他地区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完胜场面。

　　回首1978年，那时的中国孤独地行走在世界的边缘。长期的政治斗争让人们对未来感到心灰意冷，个人的力量被严重窒息。开放之初，从领导者到普通百姓都显得有些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困乏，僵硬的体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

　　但在其后30年的时间里，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不甘于自身命运的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和世界转轨，民众为追求自身的民主与幸福涌入历史的洪流。

　　30年来，人们不止一次为“姓社还是姓资”而争论得面红耳赤，很多冒险者为之付出了代价，但在今天看来，正是这种信奉实践、追求真理的精神推动了中国的崛起。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不同，中国选择了一条极其特殊的渐进式改革之路，虽然其间不乏曲折与冲突，但事实证明，这无疑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康庄大道。

　　(摘自《激荡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