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多年，李鸿玉在工地看门，给医院、火车站守仓库，帮美容美发店守摊，有时“一天就赚一块钱”。

　　后来，夫妻俩在胡同里炸油条、卖饼干、卖水果。可超市一开，生意就黄。卖油条时，李鸿玉从不让俩闺女靠近油锅，“这活儿没志气！”

　　因为他们是“讨厌的人”，低保一直拖着办不下来。李鸿玉又去找北京市民政局，人家说，你们家符合条件啊，2002年总算给办下来。如今，一家3个低保拿1120元，生活这才算有了着落。

　　虽说是老北京，可他们家找不出个帮忙的亲戚。李雪两个舅舅都是大学生，都在好单位，一个甚至在部委。可大家从不来往，大街上遇到了，顺墙根儿躲，连舅舅有没有孩子他们都不知道。“哎，势利眼呗！生怕粘上咱！”李鸿玉说。

　　“是不是当天交5000块罚款，当天就给办户口？”我打断他一团毛线一样长的家常话。

　　“应该是！”他说。

　　“那这15年，你四处告状，折腾的精力、残疾车的油钱也该够5000了吧？”我有些不理解。

　　他嘀咕：“没算过。”

　　“就算是他们错，可你拿5000块赌孩子9年的教育，不也赌得太大了吗？”我有些生气。

　　他涨红了脸：“我们总觉得户口马上就能办下来，马上，快了，可他们一拖就是15年。”

　　“假如明天有人送你5000块，你拿这个钱办户口吗？”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缓和下来。

　　“不！”他回答得很干脆，“交了这5000，我们就认了错。孩子没有享受义务教育的责任，得让他们负！错的是他们，不是我！”

　　“他们怎么负？”我小心地问。

　　“赔款！补偿李雪的教育费。”他深吸了一口烟，自己卷的，10元一斤买来的叶子。

　　“赔多少？”

　　“60万！”

　　“户口和赔偿，哪个排前头？”

　　“户口！”

　　“你后悔吗？哭过吗？如果时间能倒流，你愿意先借5000块钱让孩子上学，再跟他们理论吗？”我知道戳到了他的痛处。

　　他的脸越来越阴沉，跟屋外的天一样，身子在椅子上烦躁地扭了几下。“没想过。如果真的重来，我可能会选择借钱让孩子上学。可我那时真的没钱啊！”

　　他说，自己就哭过一回。一年冬天，好端端地吃饭，端着酒杯，俩孩子在眼前晃来晃去，不知怎么的，情绪就上来了，一耸一耸地哭。

　　我知道我该告辞了。临走他问我，你们记者，跟作协有什么关联吗？“作协一副主席，是我哥们儿！”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

　　进了普查，没进户籍

　　后来，我又上他们家去过几次。看到我带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雪很高兴。他们也渐渐不拿我当“上面来的人”了，李雪甚至不背着我，从厨房一会儿叼一口吃的。

　　偶尔，她会缠着我问作业，问等边三角形几个轴，等边三角形是不是等腰三角形。她还给我看她学到的最长的一个英文单词：nationality(国籍)。她的书和作业本上都写着自己的名字，可学校、班级这两栏空着。她的数学作业本，有红笔打的100分、75分。我问谁改的，她说“自个儿”。

　　她的知识结构很混乱。她没有地理、历史、物理的概念，第一次在书店看到地球仪，以为是装饰品。我问她，知道清朝吗？她反问我，清朝是谁？她姐在一边提醒，就是电视里那个纪晓岚！不给你讲过吗，词典最后头有年代表。

　　我问她空气里有什么，她说不知道，“十万个为什么，看了都忘！”

　　中途，我也采访了两个专家。毕竟涉及计划生育的法规，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搞清楚的。李家打官司的依据是《户口登记条例》和1988年出台的《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出生登记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1988年通知”)。通知称，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的法规。

　　这份“1988年通知”里专门介绍了为什么要出台该通知：“有些地方违反国家户口管理规定，搞‘土政策’，不给超计划生育的婴儿申报户口。据统计，每年超计划生育的婴儿未落常住户口的约有100万人左右。有些地方为降低出生率，无视户口管理规定，弄虚作假，对新生儿不做出生登记，而作为迁入人口进行登记，这是近几年每年末全国人口统计中总人口增长数比人口自然增长数多约200万人左右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陆杰华教授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等重要文献的起草人之一。他很熟悉国家的相关法规，但没听说过“1988年通知”。他甚至直言，这个通知“根本不是法律”。

　　我又去请教知名人口学者何亚福，他也说是第一次听说这个“1988年通知”。

　　事后，我打电话告诉李鸿玉“1988年通知”可能没有法律效力。电话那头，他连“喔”三声，长长一声叹息，没再说什么。

　　何亚福很同情李雪的遭遇，他的信箱常常塞满全国各地超生“黑户”遭遇种种不公的来信，可他也知道，“认死理，只能自己吃亏”。

　　他说，没有任何一部法规或条例规定，居民给新生儿上户口，必须要计生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或者计划外生育处罚完结证明及计划外生育指标证明。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计生部门的证明，你绝对不可能给孩子上户口。这是公安部门配合计生部门工作的一项措施，属于内部规定，也就是不成文法。

　　“孩子有什么错？不能因为上一代的行为株连到无辜的下一代！”这位老者用广东普通话大声说道，“不能用基本国策这个大帽子，盖住很多应该解决的问题。”

　　目前，全国只有福建省在今年5月出台政策，明确“不得把交纳社会抚养费作为户口登记前置条件”，并据此解决全省历年出生人口未落户问题。

　　何亚福不断强调这是“中国首次”。他也不知道，这个口子能撕开到什么程度。

　　其实民间早有声音。2005年，国家人口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李伟雄在两会上建议，应该“无条件”地让“黑户”上户口。

　　陆杰华和何亚福都向我提到，像李雪这种情况，应该在2000年能赶上人口普查大赦。我很惊讶。查看那年新闻，“大赦”二字堂皇地出现在报纸标题上，像《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爆惊喜消息国家将大赦“黑孩子”》。

　　可为什么李雪没被“大赦”？2000年，她正好7岁，如果能顺利办下户口，就能正常上学，哪儿还有后面这么多事儿。

　　李彬听我说起“大赦”，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眉毛拧在一块。“啊！有这样的事？”

　　李鸿玉说，他记得那次普查，一个女普查员拿着几张表到家里让填。他们说了李雪的事，她也登记上了李雪。再问户口的事，她淡淡地说，“我只是个普查员，办户口，找派出所去”，很忙碌的样子，推门就走了。

　　专家还告诉我，这次普查中，北京市规定，对于无法一次交清的特殊困难户，可以先交一半的超生社会抚育费，并做出后续分期分批交纳计划，超生户持由计生委提供的证明和手续到所在地派出所办理落户。

　　李鸿玉很惊讶，他说，这么多年告状，计生部门、公安部门、街道很多人都知道李雪的事，可从来没有一个人跟他说有这样的政策。

　　李雪就这样与户口失之交臂。尽管这个国家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她是12亿9533万分之一。

　　有期？无期？

　　姐姐李彬的命运，跟着妹妹的户口问题在好几次人生关口拐了弯。这个外表柔弱、眉清目秀的姑娘，身上有股倔劲儿。

　　23岁本该是谈情说爱的花样年华，可她告诉我，没男朋友，也没想过这事，甚至一看到电视里接吻、床上戏就换台。她说自己“心态有问题”。

　　她的房间的确没什么“女人味”，看不到镜子、化妆品、高跟鞋。她说，除了大宝，没用过别的化妆品，没用过口红，也没穿过一次高跟鞋，10岁以后再没穿过裙子，“我爸不让”。

　　她在离家很近的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干活，每月赚500元。最新面试上了麦当劳，可李鸿玉不太想让她去，一是夜班，不放心，二是打两份工太辛苦。可她自己很想去，因为可以认识更多的人，有另外一片天地。最后李鸿玉妥协了，“我总不能在笼子里再养一个女儿吧”。

　　中考那年，李彬考上了朝阳区一所中专，她选了导游专业。“学导游可以到处走，离开这个家，家里太闷！”可一年4800元的学费，她终究没有去成。全班50多个同学都上学去了，只有她落在家里。开学那天，她躲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家里谁都不知道”。

　　她已经逐渐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屋子漏雨，她上屋顶铺油毡。院里的枣子熟了，她上树打枣。没煤气了，她拉着煤气罐去加气。她成了李雪的老师，已经教到小学六年级了。自己不懂的，就攒着问题，等周末问邻居家初三的孩子。那孩子也不懂的，就走三条胡同，去找一个大学生问。

　　她成了李雪的代理人，并开始自学法律，大专自考已经过了5门。

　　她在原告席上坐了近10次。官司一次次失败，判决书说，他们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李鸿玉心里憋屈，一出法庭门就吼她：“好好查去，找到法律依据！谁让你不好好读书！”

　　李彬委屈得躲在房里哭，赌气不吃饭。第二天，她又抢着做这做那，跟没事人一样。“你知道，我爸那倔脾气，谁也指不上他主动道歉。”她淡淡地说。

　　她的电脑桌面是漫画“网球王子”，她也有QQ，可只加了两三个好友，很少说话。严格地说，她没有好友。同学们聚在一块儿不是说工作，就是说男朋友，她插不上话，渐渐就生疏了。

　　她的生活圈变得越来越小，偶尔走出胡同，就是去图书馆借书、上街买书。

　　姐妹俩最高兴的时光，是坐986路公交去首都图书馆顶层自习室自习。自习室不用卡，花两块钱，坐一天。那里阳光充沛，暖气很足，李雪坐在宽大的椅子上，很满足。她出来就唠叨，她的“同桌”怎么的怎么的。

　　姐妹俩也去北京最繁华的西单、王府井，可没有逛过一次商场，去得最多的是书店。每次去西单图书大厦，李雪就会直奔一层书架上的《心灵鸡汤》，蹲着看。她们从没打算买，“太贵”。

　　家里最贵的书是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那是2006年，他们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个老同志一看见李雪，就说：“我都快退休了，你们的事还没完呢，又来啦！”他打开抽屉，拿出刚发的词典给李雪，“小孩子还是要多读书的！”李雪说，这是她见过的最好的“大盖帽”。

　　一次，我让李雪带我去她每天要去的菜场和经过的学校。天很冷，姐妹俩穿上了过冬唯一的羽绒服。出了窄胡同，路渐渐宽了，李雪主动挽起我的胳膊，我又挽上李彬的胳膊。

　　在小学牌子前面，我让李雪照张相，她没笑。照完我问她难受吗，她说，麻木了。

　　走在人群里，我问李雪，你觉得自己跟别人一样吗？她说，不一样，却又说不清不一样在哪儿。

　　走过一家小蛋糕店，我问姐妹俩怎么过生日。李彬说，她们从没过过生日，就算自己记得，也从不跟大人说。

　　“说过生日快乐吗？”我问。

　　李彬苦笑：“我说过，李雪没说过。你知道的，她永远说不出这样的话。”

　　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11月18日，那天北京零下4度。崇文区法院开庭审理李雪状告崇文区公安分局的案子。

　　李雪在原告席上不停地揩鼻涕，她感冒一周了。

　　法庭没有当日宣判，在寒风中，我们挤作一团地回他们家。中午，李彬专门去湖北餐厅为我这个“湖北佬”买回一桌子好菜。白秀玲不舍得夹菜，闷头扒拉着白饭。李鸿玉喝着红星二锅头，话格外地多起来。

　　李雪吃着莲藕炖排骨说，“妈，这菜里有线！”我们笑了，这是她第一次吃炖藕，显然，她的课本里没有“藕断丝连”这个词。

　　虎子懒懒地把下巴搁在李雪的大腿上趴着。炉子上坐着水壶，哧哧地烧着开水，冒着白烟。火车驶过，屋子微微震动。

　　李雪突然冒出一句：“以后，我会坐火车，去北戴河看大海！” (从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