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在首都图书馆借书，把借书卡递给工作人员时，她紧张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因为她冒充了姐姐。

　　她不得不假扮别人。办一张借书卡，需要户口、身份证、学生证中的任意一个。可她一个也拿不出来。

　　她叫李雪，今年15岁。可这个名字只对家人有意义，在法律上，这个“李雪”并不存在。因为是超生“二胎”，15年办不下户口，因为是“黑户”又交不起借读费，她没上过一天学。

　　她的慌张，她的孤独

　　在北京南二环，从双向8车道的永定门立交桥往南，钻过黑黑的铁路隧道，见着一大片破矮的平房。胡同纵横交错，大杂院东凸一块、西凸一块，像孩子随手搭的积木。经过破旧的缝纫机商店、3元测血糖的小诊所，再走过一段贴满了无痛人流、妇科广告的废墙，就到了她家。

　　她家几乎贴着“长”在铁路边，老院子，三间正屋快塌了，屋顶长满野草，梁上长着黑木耳。父母住西厢房，两姐妹住在两间坡顶房。

　　一家四口人，爸爸李鸿玉、妈妈白秀玲、姐姐李彬，还有她。李鸿玉常常痉挛，“犯病时全身像万条钢筋拉扯着，眼睛皱在一堆，跟两个小花卷似的，腮帮子深深下陷”，医生的鉴定书写着：先天性肌肉强直。白秀玲的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每走一步就在空中划出一个“Z”字，可她的脸很清秀。姐妹俩健康、漂亮，只是妹妹李雪稍稍胖些。

　　第一次见到这家人，他们都穿着新衣服，妈妈是印有阿迪达斯纹样的粗糙化纤运动服，爸爸是蓝格子衬衣外加毛背心，俩孩子都穿着红衣服，像过年。家里干净极了，电视机、冰箱都盖着花布，甚至连每个杯子都盖着小方巾。我告诉自己，下次来一定不能提前打电话。

　　我在弯弯曲曲爬行在墙壁上的电线边坐下。李鸿玉不停地让大女儿跑来跑去地拿讨户口的告状材料，满口道地北京话。复杂的官司搅得我一头雾水，插不上话。

　　李雪站在角落，远远地看着我。我每喝一口水，她都去续一次热水。

　　我小心地问她：你真的一天学没上？她点头。我的问题再多一点时，她总是“嗯，是的”，回答很简单，每答一句就看她姐姐一眼，两手不停地拉扯袖子，就像粗心的裁缝做短了一截。

　　我问她喜欢什么电影，看过《阿甘正传》吗？

　　“那个跑呀跑的人！”她说。

　　每个问题都像在挤牙膏。她爸看出我面带难色，解围道：“这孩子笼子里长大的，见生人‘杵窝子’(内向)，处久了就好了。”

　　我不得不结束这次艰难的采访。父女三人送我到大街上。李雪离我最远，我知道，她故意的。

　　车上，我在犹豫要不要再去，这孩子心挺紧的。

　　第二次去她家前，我备足了功课。在MSN上，我逢人就问：15岁孩子该是什么样？回答五花八门：叛逆，早恋，残酷青春，迷星座胜过生肖，爱装大人样儿。我观察大街上半大不大的青春期孩子，染发、鼻环、夸张的衣服、冷漠的表情。但这些好像都离我第一眼看到的李雪很远。最后在网上“15岁吧”，我找到列有100个问题的心理测试题。

　　我信心满满地带着这100道题和一盒巧克力去了她家。我想，喜欢《阿甘正传》的人，多半记得那句巧克力和人生哲理的台词。

　　白秀玲两手沾着面粉，在厨房和面。厨房很干净，锅底、水壶盖子都用钢丝球擦得亮亮的。屋里的大小件还是那些花布盖着。李鸿玉在睡觉，说天冷，容易犯病。

　　李雪慌乱地关了电视，赶紧给她姐打电话。不到10分钟，李彬骑着车回来了，鼻尖冻得红红的。

　　李雪坐我对面，李彬坐在床上。爸爸坐在远一点儿的椅子上。

　　“你是什么星座？”她茫然地望着姐姐，“什么叫星座？”

　　“10年后，自己会在哪里？”她显得委屈样，“想不出来！”

　　“最害怕的东西？”她又看她姐。“她怕鬼，她怕《午夜凶铃》。”李彬代她说。

　　“如果着火了，你第一个要抱走的东西是什么？”这次干脆，“书！”

　　问题冗长，甚至有的很无聊：爱不爱坐过山车、吃不吃冰激凌、喜欢榴莲吗、血型是什么……我开始恨这个所谓的“葵花宝典”了。

　　李鸿玉见我净问些跟讨户口没关系的话题，几次欲言又止，不安地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要出去走走。

　　我得接着问啊。

　　“如果有个讨厌的人，你要怎么对付他？”“不理他！”

　　“人误会你，你怎么办？”“没人误会我。”

　　“夏天喜欢穿裙子，还是裤子？”“大了没穿过裙子。”

　　“容易感动吗？”“不容易。”

　　“容易相信别人吗？”“不相信！”

　　“你会为别人做自己不喜欢却能帮助别人的事吗？”“不会！”

　　当我低头看下一个问题，再抬头时，李雪已经从离我最近的椅子，坐到了他爸的那把椅子上。

　　我只好停下来。100个题问了不到40个。很多问题还没来得及问：相信一见钟情吗、想过自杀吗……

　　我们谈话中间，白秀玲一直手沾面粉，进进出出。从她嘴里，我知道了李雪的一些情况。

　　她从小在铁路边长大，可从没坐过火车。她是北京人，可没去过故宫、长城，只是在“不收钱的天安门广场走走”。

　　她家离天坛很近，可她没去过，因为“门票要15块”，尽管她早就知道，天坛有跟她床头呼啦圈一样圆的回音壁。

　　听说朝阳公园有表演，她买票第一次进了公园，可表演还要再花20元门票，她气坏了，没进去，“真蒙人！”

　　她有4个朋友：两个外地的，一个不到两岁，还有一条狗。

　　两个朋友是以前租他们家正屋的外地生意人的孩子。后来房子快塌了，人就搬走了，如今也回浙江、四川老家了。没有电话，也多年没联系。

　　3个孩子都差不多光景。她最喜欢和浙江孩子坐一张桌，在房间昏暗的灯下，让朋友妈妈给她俩听写生字。回来她对白秀玲说：“妈妈，你也学点文化。”

　　她还从四川孩子那里学到了一句四川话，回家现学现卖，对爸爸说：“你这个瓜娃子！”

　　如今，她没了伙伴，闲时在院里画房子跳，或者拿两个凳子支着，跳橡皮筋。她技术很高，能一口气“编5朵花”。

　　偶尔，邻居孩子周末找她玩接龙游戏，接的不是成语，是电视剧名字。一个说《心灵密码》，一个接《马大帅》……李雪总是输，因为邻居孩子什么都知道，连“周渝民和大S是一对儿”都知道。偶尔，她也问人家：香港电视剧里，条子她知道指警察，可“谁是谁的马子”、“谁是谁的凯子”，啥意思？

　　今年夏天，她多了一个朋友，胡同里不到两岁的欣然。欣然爷爷每天早上9点半推着童车来她家，跟上幼儿园一样准时。刚学说话的欣然追着她喊“小嘟嘟”(小姑姑)，她上厕所，小家伙也跟着。

　　欣然喜欢跟她捉迷藏，她要出门买菜，小家伙拿手捂着脸假哭，偷偷从手指缝里看她的表情。于是，她很得意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

　　她最忠诚的朋友叫“虎子”，一条前腿残疾的狗。采访中，虎子不时把下巴搁在她大腿上，眼巴巴看她。她不理，它就拿前爪挠她的小腿，提醒她要注意自己。

　　可她总折磨虎子。一听邻居家孩子说学校又组织去郊区采摘了，参观博物馆什么的，她就跑进屋，一边嘀咕“烦死了，烦死了”，一边把虎子的长耳朵翻卷过来，蒙住它的眼睛，再把它的脸搓成一堆，弄得满脸褶子，“活把虎子整成一沙皮狗”。无聊时，她常拿手捧着狗肚子晃荡，虎子吓得孩子似地“呜呜”叫。

　　她养过一盆花，是姐姐同学给的，她每天“非常仔细”地浇好几次水，花给淹死了。“她就是闲得慌！”她妈说她。

　　她每天陪妈妈买菜，路上经过一师附小，看到上学、放学的孩子，她跟妈妈说，我特难受！

　　每天下午，白秀玲能听到她在终日不见阳光的自己房间，怪声怪气地读英语。有时候，她一会儿装男声，一会儿装女声，自己跟自己对话。她拿出课本给我看，男的叫迈克尔•贝克，女的叫杰里米•肖特。

　　生在这家，困在这家

　　李鸿玉回来了，跟我唠叨起“正事”。

　　夫妻俩都是老北京。上世纪80年代初，李鸿玉在一家皮毛厂上班，工作是划拉皮子，他管自己叫“裁缝”。一次因为感冒，他到医务室开条去医院看病，看完病回来，被头儿算作迟到，扣掉了副食补贴5元。他不服，拿着条子跟人理论，没人理会他。

　　于是他上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二轻局告状，5块钱讨回来了，他的工作从“裁缝”变成了扫厕所。

　　1985年，大女儿李彬出生。头儿说，你老婆一个瘸子带孩子挺不容易，你先回家照看照看再回来。从此，他就回不去厂子了。

　　白秀玲在一家釉料厂看门，正式工。听胡同里传言：国家对残疾人有特殊照顾，生下头胎，隔4年可以生二胎。1993年，李雪出生。正坐着月子，厂里来了信，她被开除了。李鸿玉又去厂子理论：按国家规定残疾人不能随便开除，“俩残疾人俩孩子，没收入让人活不活？”领导一挥手，“去，去，财务领三个月工资去！”

　　他没去领工资，“拿了钱就认了理，咱不能拿，让它亏着咱！”出了门，夫妻俩再没迈进厂子一步，他们恨！

　　李雪出生的第二个月，去派出所上户口，不给办。理由是，按照《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程序》，要有出生证、母亲的户口和身份证、生育指标证明，孩子才能落户。李雪没有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要这个证明就要先交超生二胎的罚款(社会抚养费)5000元。

　　但李鸿玉认定，国家规定了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法规，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交不交罚款都得办户口，罚款和办户口是两回事，罚大人不罚孩子”。再说，他交不出那5000元。

　　他们到处讨户口。公安部门、计生部门、政府信访办，每星期去一趟。有的单位连看门的都烦他们，见他们来了就吼：“滚！裹什么乱！该干嘛干嘛去！”

　　李雪出生后第二年的年三十儿，他们还抱着孩子四处告状。这家关了门，再去那家。一个值班的看不过眼，掏出一百块钱往李雪身上塞，“过了年再来吧！”

　　夫妻俩就怕过年，“富家儿过年，穷家儿过关”。春节，他们家没贴过对联、没挂过灯笼，没放过鞭炮，两姐妹也没从父母手里得到过一分钱压岁钱。“甚至有一年除夕，家里所有钱加起来不到10块！”

　　翻了新年，依然是告状、讨生计。李雪7岁时，因为没户口，学校不收，要读可以，交借读费，一年一万。

　　因为老告状，他们成了某些人眼里“讨厌的人”。有个什么动静，他们就属于特别关注对象，大门锁芯莫名被拔，残疾车轮子里塞着细铁丝。

　　他们戏称自己是“熊猫”。李鸿玉一出门，就有人拿报话机喊：一号出来了，跟上！李彬说，她是三号。

　　李雪小时候很害怕警察，见了“大盖帽”就哭。后来不怕了，见多了，每年一拨人，性格活泼的警察还常拿姐妹俩开玩笑，哄她们。

　　去年秋天，开大会，一个“守”他们的年轻警察觉得特无聊，就对李雪说：走，叔带你去香山！她乐坏了，二话没说爬上110的车。遇上红灯，就拉警笛，一路呼啸去了香山，她一口气爬上了顶。这是她出的最远的门，是她人生唯一的“长途旅行”。

　　还有警察给她带来六年级试卷考她，甚至要她写了15年来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秋天》。

　　旁人看着他们家也觉得怪，各种传言像风一样刮进胡同。“他们家有精神病！”“父母赌气不给孩子读书，心黑呀！”“他们拿孩子赚钱，卖孩子呢！”

　　李鸿玉气得抽搐不止，他恨，恨得“吃人的心都有”，更恨自己没有好身体。恨极了，就躲被子里，阿Q一般骂那些人是“小猫小狗”。

　　跑了几百次相关部门也没讨来户口。1998年，他们开始打官司，告计生和公安部门。李鸿玉不太会写字，挺平常的字“拿笔就忘”。第一张状子，在法院门口的律师事务所请人写的，花了50块钱。第二年的第二张状子，涨到了100块。

　　后来李彬写状子，李鸿玉在监护人一栏签上名。有一次，他正签名，犯了病，手跟铁疙瘩样紧紧缩成一团，家里人一点儿一点儿塞棉花才让手慢慢张开。还有一次，他在法庭上犯病，说着说着嘴巴就陷进去了，法官只好宣布停下来，让这一阵过去再接着开庭。

　　起诉、申诉、上诉，十多次，官司总是败。李鸿玉想找个好律师给看看，他开着残疾车突突地满大街转悠，只要看见新开的律师事务所就进去。一听说告政府的，打行政官司，没人接，“连开个价的都没有”。

　　他们也去前门的法律援助中心，可人家只援助民事案件，不援助行政案件。他们四处写信，甚至给“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撒贝宁”也写过信。为了上网求助，李鸿玉还管街坊借了4000元买了台电脑。

　　官司一打就是10年，见风长的李雪一蹿就成了家里女人中间最高、最重的。李鸿玉成了家里最轻的人，96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