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开始是同意和支持彭德怀那封信的，针对别人的议论，他说“没有什么了不起”

　　以后的会议开得很顺利，既肯定了成绩，又找出许多因“大跃进”引起的问题，还采取了调整措施。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神仙会”却因一封信陡然间改变了进程。

　　按照毛泽东7月10日在组长碰头会上的安排，庐山会议准备在7月15日结束。14日这天，会议已经印发了胡乔木等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草稿)》，共12个问题，待最后通过。但是，就在这一天的傍晚，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一封信。

　　原来，彭德怀听说会议很快就要结束，他认为不少同志尚未冷静地研究“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因此深为“左”的错误不能得到进一步纠正而感到忧虑。他曾就对参谋王承光说：“大跃进以来那么多严重问题，硬是没有多少人讲。”他想找毛泽东当面谈又怕讲不好引起误会，于是想到写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存在的那些问题……”(《彭德怀自述》)

　　这封长信阐述了他对“大跃进”的看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指出存在的严重问题，建议中央采取措施。表示只要团结起来加以克服，他对“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信中涉及的问题以及“比例失调”、“浮夸风”等原因分析，实际上代表们都讨论过了，毛泽东做的调查研究和掌握的情况并不比彭德怀少。然而信中说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搞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左倾错误”等评语，毛泽东无法接受。联系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说过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相信浮夸，只喜欢好听的”、“滥用威信”等一系列发言，使得毛泽东很生气。 7月16日凌晨，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天上午，他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来说：“收到彭德怀同志14日的一封信，我已经给这封信加上标题，并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我建议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据王任重回忆，他同毛主席一起去游泳，对主席说，他把彭的信看了，看来彭有一些不同意见。毛主席讲，都是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的主席写信，那是正常现象嘛。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

　　另据胡乔木等人回忆，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全部想法。他试图给大跃进“降温”，并已经着手进行局部纠正，但他不愿意让人们给形势泼冷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存在的，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是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他反复斟酌后确定，彭德怀这封信就是要求改到相反的方向去，即从“左”改到右。那当然就是“右倾”了。

　　印发彭德怀信的那几天，各小组讨论时就有人对信提出反对意见；但相当一部分人赞同，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都在讨论组发言，说：“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

　　没有人告诉周恩来毛泽东真正的态度。他还认为彭德怀的信中使用的材料和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他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引起那样大的一场政治风波。据李锐回忆：“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是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的秘书李岩证实，周在另外的场合也讲过“彭总的信确实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的话。

　　7月2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各部长汇报会，还谈到“大跃进”的问题，他说：“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出现了相当紧张的情况，我想也是由于我们主观上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综合平衡未做好，现在必须要落实指标。落实指标不是泄气，就是到底能跃进多大，这个问题要回答，并不是对跃进怀疑。”

　　彭德怀是7月17日上午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那封信的印发本的。当他看到“意见书”这几个字的标题时不免一惊，明明是写给毛主席“亲启”作参考的信件，怎么成了“意见书”还要铅印？他想不通。他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要求收回这封信，但覆水难收，信已同时发到各讨论组。这封信在送给毛泽东前，他想到最好还是先找他谈一谈，曾两次走到“美庐”，却因毛主席已经休息而回来。

　　庐山表面依然平静。但彭德怀却感到某些不安。

　　直到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为信定性时，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那天下午，他在同国务院副总理座谈时，谈到那封信，对彭德怀说：“主席说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有指名。要注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没有反冒进的那个情况，有那么一个趋势。你停止了，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周恩来同意那封信的看法，其实就他掌握和体会的浮夸事实，要比彭总反映的严重得多。但“大跃进”毕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他还不能对彭德怀说得那么明确。这也是他“两难”心理的反映。

　　周恩来虽然知道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封信有意见，还让政治局常委思考“这封信的性质”，但不至于发生什么大的麻烦。这是他的良好愿望。

　　而事实上，毛泽东已开始转向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