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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天
1992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电视剧的题材也在不断拓展,开始步入其黄金时代
从2008年年初开始,一场关于中国电视剧50年历程的大型网络调查在人民网展开;20集专题片《电视往事》近期也在许多电视台热播……光影摇曳间,中国的电视剧已然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
从配合政治宣传的“直播小戏”起步
一切从1958年6月15日开始。
那天,刚刚成立45天的北京电视台在一间60多平方米的临时演播厅里搭起一个破烂的窝棚布景,一场由演员现场表演,并向观众直播的“电视小戏”——《一口菜饼子》在这里上演。经过编剧陈庚,导演胡旭、梅村等创作人员的讨论,这种在当时中国“非常新鲜”的演出形式被定名为“电视剧”。
这一“电视小戏”,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产电视剧。
直播、20分钟、黑白,是它的关键词。
这部诞生于“大跃进”年代的电视剧,讲的是生活在新中国的姐妹俩回忆旧社会悲苦生活的故事。逃荒路上,病危的母亲将最后一口菜饼子留给孩子的情节是全剧的高潮。
“它是一种政治宣传的需要,配合了当时‘忆苦思甜’的社会形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吴保和说。
继北京电视台成立之后,上海、广州、长春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电视台。到1966年,8年时间里,各地电视台共播出了180余部这种“一条主线,两三个场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30分钟,200个镜头”的直播“电视小戏”。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曾预言:电视剧是很有发展前途的艺术品种。
然而,正如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撰文分析的:“那时的电视剧如同还处在非普及状态的电视机一样,在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大众消费。当时的电视剧主要是在尝试用戏剧化的叙述阐释国家政策和理念。”
“文革”10年,电视剧创作基本停滞。唯一的一抹亮色是彩色电视的试播。1972年,为了做好尼克松访华的电视转播工作,中国引进了彩色电视技术设备。而到“文革”结束,全国仅有两部电视剧播出:上海电视台录播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都是反映知青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宣教片。
《新星》成为“整党”学习材料
中国电视剧的春天在“文革”结束后来临。
1978年5月,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中国第一部完全实景录制的电视剧《三家亲》应时播出。而真正引起社会反响的第一部电视剧,是3年后由王扶林执导的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
“这部曾经饱受非议的电视剧虽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使电视剧的长篇叙事功能和彩色化显现出来。”尹鸿告诉记者,而且,“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与当时电视机的逐渐普及密不可分。”
据资料统计,1979年中国电视机拥有量为485万台,1987年则达1.2亿台,家庭占有率47.8%;中国的电视观众,1978年仅有8000万人,至1987年已达6亿人。
“电视机的普及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电影厂停止向电视台无偿贡献电影的播放权。”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主任李亦中教授说,“当时,我国自己制作的电视剧供不上播出,加上刚刚改革开放,中国百姓对文化娱乐生活强烈渴求,于是各地电视台大量购进海外电视剧。”
这便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引进剧大量出现的背景。
1980年,《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两部美国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随后,日本电视剧《血疑》、《阿信》、《排球女将》,又将中国观众牢牢锁在电视机前。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批港台电视剧的引进:《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几度夕阳红》,一度成为流行文化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从“伤痕文学”衍化出一系列“伤痕电视剧”:《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随之,反映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改革电视剧”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1986年播出的12集电视连续剧《新星》,没做任何宣传,首播也是在地方台,但却通过观众的口耳相传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它近距离地反映了现实,成了当年的时政话题之一。主人公李向南成为从政者学习的楷模,许多地方把这部电视剧作为“整党”学习的材料。
在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看来,《新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电视剧,“但是,它仍然难脱政治活报的套路,今天看起来比较幼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四世同堂》(1985)、《红楼梦》(1986)、《努尔哈赤》(1986)、《西游记》(1987)等现代或古典名著相继被改编搬上电视荧屏,特别是耗时3年拍摄的大型连续剧《红楼梦》,更成了中国电视剧中的经典之作。
尹鸿将“文革”结束后的10年,概括为中国电视剧启蒙文化的时代。“电视剧一方面在通过对历史创伤的反思,揭露专制、‘极左’对人格的残害,传达人道主义的价值观,表现改革开放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化、西方文化的电视再现,完成文化补课和文化复兴。”
“南巡谈话”后步入黄金时代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电视剧一度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宣教的回潮,但始播于1990年底的长篇室内家庭伦理剧《渴望》,终于成功地将中国电视剧重新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
《渴望》的播出,创造了中国电视剧最高收视率——90.78%,“举国皆哀刘慧芳,皆骂王沪生,皆叹宋大成”,成为当时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
《渴望》的制片人郑晓龙在接受《先锋国家历史》采访时谈道:“《渴望》没有更高的主旋律……我们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渴望》,心里都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让人们渴望善良、美好,唤起人性的复归。”据当年媒体报道,在《渴望》播出的那段时间里,全国犯罪率都下降了。
尹鸿把《渴望》所反映的“好人一生平安”的主题,视为“对经历了动荡的人们的一种心灵抚慰”。
《渴望》播出之后,“平民风”横扫天下。
《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过把瘾》等反映小人物生活的电视剧火爆荧屏,成为“京派”电视剧的代表作。“葛优扮演的李冬宝让人们摆脱了电视剧的主角一定是俊男美女的定势,从而让电视剧与普通民众更贴近。”李亦中对记者说。
邓小平“南巡谈话”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电视剧的题材也在不断拓展,开始步入其黄金时代。
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陆续拍摄了《公关小姐》、《外来妹》、《情满珠江》等反映新阶段改革题材的电视剧。随之,电视剧创作紧随当时的“出国热”,《北京人在纽约》和《上海人在东京》等“移民”电视剧也火热荧屏。这些电视剧不断从新的视角,观察并感受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这一时期,历史题材电视剧一枝独秀,惹人关注。其中有《雍正王朝》、《北洋水师》、《汉武大帝》等“正史”剧,也不乏《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记》等“戏说”剧。1997年,《还珠格格》把“戏说”演绎得淋漓尽致,将中国电视剧带入了真正的娱乐时代,大规模的“造星运动”由此展开……
进入新世纪后,电视剧市场化、商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因而,顺应市场需求的都市情感剧、青春偶像剧等开始大行其道:从《中国式离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错爱》,到《新结婚时代》、《亲兄热弟》,再到2007年热播的《金婚》,情感剧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多元化的情感一一呈现;而为“80后”量身定做的《奋斗》,则让许多年轻人把即将逝去的青春定格在影像之中。
是“大国”,不是“强国”
2008年2月,广电总局公布了一组数据:目前,全国平均每天生产电视剧40集左右;在国内1974个电视频道中,播放电视剧的频道有1764个。
尽管电视剧越拍越多,但上海的退休教师王女士还是向记者抱怨:“好看的电视剧越来越少了!再也没有一部电视剧能像当年的《红楼梦》、《渴望》一样让人着迷。”
和王女士有着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在今年上海电视节上公布的2002年至2006年5月的尼尔森调查数据表明,全国观众对电视剧的收视比重大幅下降。
“我国目前只能称作电视剧大国,还难以称为电视剧强国,电视剧还缺乏核心竞争力。重复制作、资源浪费,已经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瓶颈。”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李培森2008年4月曾撰文指出。
“相比于广受好评的美剧、韩剧的需求性供给,我国的电视剧则呈现饱和性供给。一天晚上几十个频道轮番轰炸,很容易造成视觉疲劳。中国电视剧要取得长足发展,必须在制作上加强整合,优化资源,同时要适应时代发展,特别是在文化上要体现当代性。”尹鸿对记者说。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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