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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晶晶

　　2007年纽约佳士得春拍预展的时候，特意为一套“宋晚期御制白玉饰一组配紫檀龙云纹双层盖盒”，安排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展示。这组玉包括长方龙纹边玉牌、带扣、钟、刀币等。每件玉器设计精巧，并配以详细说明，让这个小空间在预展时就显得格外特别。后来的拍卖，它以183.2万美元的高价被香港地区古董商拍得，是先前估价的4倍。

　　宋代是玉器收藏的一个标杆。从这个时期开始，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玉器收藏的提倡。北宋时兴起一股研究古器物和碑刻的金石学之风，极大地提高了人们鉴赏和收藏古代器物的兴趣。因此，古代玉器与三代青铜器一起成为文玩和“古董”。宋代皇帝是当时最大的玉器收藏家。宫廷宗正寺玉牒所、文思院上界和修内司玉作碾磨的玉器以及地方属国、州郡进贡的玉器，是其收藏的主要来源。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九记载，绍兴二十年(1150)十月，宋高宗赵构临幸清河郡王张俊府第，张俊进奉果品、宝器、书画、匹帛等物，宝器中时作玉44件，古玉17件。皇帝所藏玉器之丰，由此可见一斑。相应，伴随着收藏同时出现的就是作伪与鉴定。当时陕西咸阳农民段义掘地时得一玉印，古朴华贵。送至京城后由蔡京等官员13人鉴别，在《二十四史》中就有这段记载：“按所献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钮五盘，钮间有小窍……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众官奏议详尽，但玉玺的身世仍未肯定。后又请学问家李公麟鉴别：“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雕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议由是定”。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文人士族阶层亦购买收藏古玉，并对其进行考证研究。北宋学者吕大临精于文物鉴赏，在宫内兼职监管文物。由他编纂的《考古图》10卷，收录皇宫中收藏的铜器210件，玉器14件，这是中国最早收录玉器的图书，开中国玉器研究之先河。而宋代龙大渊的《古玉图谱》为中国最早的古玉专著。

　　说到这组拍出高价的宋代玉器，却有专家对它的年代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这套玉，并非宋代，而是乾隆为摹古而制。它的玉质特别白，这是和宋代有区别的；形制上过于矫情，少了宋代收敛之美。而且像这种配套成组的玉器几乎是没有的，这是人为地为了收藏、为了赏玩而特意去制作的。”

　　清代玉器生产从中叶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嘉庆十八年(1813)进入了鼎盛时期。乾隆皇帝爱玉成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力于玉器生产和收藏，因此乾隆朝收藏的玉器甚丰。乾隆尤其喜爱“三代”古玉，亲自组织收集，并鉴别定级，对其中佳品题诗咏赞，并命玉工将诗镌刻在该件玉器上。在乾隆御题的约800首咏玉诗中，有60多首是咏周或汉代玉璧的。乾隆还命宫廷造办处玉作仿制古玉，有的刻“乾隆年制”或“乾隆仿古”款识，有的则刻假款。据养心殿造办处记载，他于乾隆八年(1743)一月二十七日命造办处按《考古图》所载玉辟邪二件、玉马一件、玄玉骢一件、琥一件、仙人一件之尺寸各仿做一件；同年十一月初七日，命在一件碧玉虎右腿里怀刻“十三”，在木座上面刻隶字“宣和玉玩”，底面刻篆字“伯时珍藏”。

　　“事实上，在拍卖之前，大家对它的年代都心知肚明，就是乾隆时期的。它能高价成交，在于它有好的递藏。”

　　这套玉器来自靠制造飞机零件发家的芝加哥富豪斯蒂芬•君尼库克三世(Stephen Junkumc Ⅲ)的私人珍藏。斯蒂芬•君尼库克家族最早只是在芝加哥附近的小镇上开了间小商铺，以卖自动螺杆机为主。生意逐渐做起来后，斯蒂芬•君尼库克二世在1918年成立了GMMCO公司，拥有了自己的生产车间，业务也发展到了金属箱与五金器具冲压件的生产领域。“二战”爆发后，公司转向军用物资生产，尤其是各种飞机零部件的生产，像B-29轰炸机上用的水冷阀门。此外，也替福特汽车厂生产配件。斯蒂芬•君尼库克三世收藏中国艺术品，就始于“二战”前后，这时期的美国市场上，涌现出大量来自中国的艺术品。这些文物在1900年左右流向海外，辛亥革命后进入规模化。这一次的流出与以前通过贸易流入海外的文物，本质上是不同的。近代以前的流出，几乎皆为传世的民窑，而且只限于实用品。而在辛亥革命后流出的这些，才是中国文物中的主流。这就是构成今日中国美术史常说的三代青铜器、汉唐明器、历代官窑、西域美术、北朝至唐代佛教美术、古玉和印玺……这些文物让欧美藏家逐渐走向收藏中国文物的规模化和系统化。斯蒂芬•君尼库克三世在这一时期，收藏了大量中国玉器、高古石雕佛像以及宋元时期名家的书画作品。当时能够有实力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全是美国一流的富豪。像同时期的美国女首富桃乐茜•艾姆赫斯特(Dorothy Elmhirst)、洛克菲勒家族等。因此，当他们的藏品进入今天的拍卖市场时，都会以高成交价作为对藏家和藏品的认可。

　　仅从斯蒂芬•君尼库克三世的收藏品拍卖就能看出：2004年，一个南宋哥窑瓷碗，被专门搜集宋代瓷器的富田雅孝(Masataka Tomita)以146万美元的高价购得；2006年美国纽约佳士得秋拍，王蒙的《清渰垂钓图》以169.6万美元(约合1370万人民币)成交，创下了王蒙作品拍卖的新纪录。同一时间，一件觚口有残后用金饰修补过的西汉“青玉嵌金银觚”，以85.6万美元卖出。2007年，一件唐代龙门“石灰岩佛头”又以71.2万美元成交……

　　“除了它的来源好，也是赶上了乾隆玉器收藏的一个高峰期。”此前的那位专家认为，“如果这套玉器是宋晚期的，其价格也并不一定会高于这次的成交价。从2006年开始，一些新人加入拍卖市场，这些外行人完全不看艺术品的文化价值，上来就只提材料，提玉质。乾隆时期的玉器，恰好迎合了玉器收藏初级市场的需求，价格也就由此飞涨。去年拍过一套盒装乾隆御制翡翠和田玉扳指(共计7枚)，4736万港元成交，创下了玉扳指的拍卖市场最高价。此件拍品在10年之前，价格是497万港元，10年间升值近9倍。”

　　一位美国的玉器商告诉记者：“在很多欧美的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些中国买家出价比欧美收藏家高30%，这些中国买家完全是不惜血本。中国买家大部分已经或正在拥有大量财富，他们希望通过收藏艺术品来体现其社会地位。但是，他们的表现有时还显得不够成熟和专业，比如艺术鉴赏力不高，收藏方向不够专一等。”

　　一般而言，一流的藏家也是顶级富豪，而现在中国，顶级富豪却并非一流的藏家。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