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国外如何消解底层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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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汉

　　印度：民主体制成为减压阀

　　不可否认，印度民主政治在解决穷人的实际生活问题时并不是很有成效。人们往往发现，选举、抗议、流行活动结束后，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生活没有发生变化。这样的选举常使人想到印度的“霍利节”(又叫“泼红节”，在这一天，人们不分出身，不分穷富，可随意向他人涂抹、投掷颜料。节日一过，生活又恢复原样)，但社会设计这样一个节日是有其功能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提供一个短暂的平等宣泄机会，缓解了社会压力。同样，不能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没有解决印度的贫穷问题而否认其作用。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警示机制，时刻提醒社会，不能沿着忽视社会底层的方向走得太远。这种体制还起着社会减压阀的作用，乡村机构的选举活动常常给底层的人们带来宣泄被压抑情绪的机会，把他们吸引到政治赛场来，在他们的不满情绪还没有积累成大“雪球”之前，就宣泄掉了。

　　美国：提供完备的生活保证

　　一项名为《焦躁不安的美国劳工》的研究报告，列出了三分之一的美国劳工几个方面的生存状况：三分之一入不敷出；三分之一没有工作感；三分之一的信用卡债务金额超过他们退休基金中的储蓄。由于社会制度和保障机制的不同，美国的底层公众却有着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

　　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可向政府申请救济，二是依靠社会救助。在美国的穷人中，假如你连起码的住所也没有的话，可以去各类社会救助站，在这里基本可以免费居住两年，每月只需要交纳6美元的饭钱。

　　日本：农民成为中间阶级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周维宏教授介绍，日本社会有其独特的方法加速社会底层的消解。

　　首先，提高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1947年日本通过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消灭了佃农。同年又制定农业协同组合法，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垄断了农村的商业和金融业。1961年又制定了农业基本法，规定政府有义务使农民的收入和社会其他职业保持同等水平。70年代农民的子弟大量进入城市就业，1972年农民家庭收入开始超过城市工薪家庭平均水平，农民成了真正的中间阶级。

　　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资本本身的报酬，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报酬。1960年日本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10年之内把国内总产值增加一倍，并改善工人收入。加上曾长期实行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使得同代人的工资收入大致相近。

　　第三，加强政府的收入调控和平衡社会福利能力。由于日本自1955年后建立了长期稳定的55年政治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一个半政党”，其中的“半个党”即社会党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很好地发挥了社会制衡作用，推动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调节法律制度。

　　(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