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中国官员过招外媒 对话水平仍需补课

　　(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刘俊

　　人生下来就要学对话，但怎样对话，在这个中西交融的时代，却成为了中国官员要面对的一个紧要问题。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不仅关乎仕途民望，更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

　　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内容似乎很多，却是套话多，宣传多，这是中国官员留给外界的普遍印象，官场内亦不乏反感者。到了国外，中国官员虽不至这么牛气冲天，但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依然一套官方语言，非字斟句酌不开口。西方记者常常抱怨：“我也愿意报道中国的观点和看法，但电话打到中国的使领馆时，往往没有下文。一般中国官员都不接受采访。”

　　中国官员金口难开

　　2003 年6 月，金边，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正在这里参加东盟系列会议。“请问，我们可以采访李外长吗？我们是专门为他飞到柬埔寨的。”说话的是4 家日本媒体的记者。他们将申请递交到中方工作人员手中，露出恳切的面色。

　　没过多久，李肇星走出会场后并没有回饭店房间，“他在饭店大厅的沙发处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专访。”7 年后，谈起当时的场景，日本共同社驻华记者盐泽英一依旧对此充满感激。

　　李肇星是盐泽英一印象最好的中国官员之一，“ 他很坦率，有问必答。”接着，盐泽话锋一转，“但现在，似乎敢说话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少了。”

　　在华报道近10 年，盐泽和他的同事们除了与中国外交部的官员稍微“热络”外，很少能得到采访中央官员的机会。他曾向环保部发出过好几封采访函，但后来只等到了一封“非正面”回复。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盐泽一共申请采访20 位政协委员，最后只有3 位委员给了他答复。不过，接受采访的委员名单中，包括解放军少将罗援，这足以让他对自己的两会报道“比较满意”。“要知道，只有在两会这样的场合我才能采访到他。”盐泽有些兴奋地说。

　　他把采访官员的成功几率归结为采访平台的大小。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时，中国代表团特别为媒体成立了新闻中心，以统筹国内外各种采访和新闻发布工作。这与当时只对本国媒体举办吹风会的日本相比，“做得更好、更开放”。

　　但这种举动并非常态。更多的国际会议上，外国记者们发现，国内“安静”的中国官员在国外也经常选择“鸦雀无声”。一位西方记者抱怨道，在报道中美贸易纠纷等涉华事件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采访到美国大使或代表，至少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会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评论。但要拿到中方意见却不容易。

　　所以，盐泽在进行中国报道时一般采取两种方案：如果官员不肯表态，就从老百姓入手。而往往，他这么做时就和不少地方官员“擦肩而过”。2007 年，盐泽注意到江苏省某市一家化工厂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当他给市政府打电话询问时，有官员自信地表示：“ 我们没有污染问题，你不值得来这采访。”此外，还建议他去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报道。盐泽半信半疑地放下了电话，但没过几天，该市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亲自到访共同社驻京办公室。为了达到说服日本记者不去采访的目的，这名官员甚至掏出价值1000 元的购物券，塞到共同社的中国秘书手上，试图拉拢秘书一起做工作。这反而加重了盐泽的怀疑，他暗访了有问题的化工厂并完成了写作。之后，这篇日文报道因被中国媒体转载而引发国内关注。后来，盐泽了解到，当地负责的官员在半年后已被处分。

　　“我算是幸运的。”盐泽说：“我很少在采访时与举止蛮横的官员面对面，而且日本记者算是比较‘听话’的类型。”盐泽口中“不听话”的代表，主要是指一些敢于和地方官争吵的美国、英国记者。

　　美联环球电视记者胡大卫算是其中一位。2008 年10 月17 日，中国国务院颁布第537 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诸多奥运期间为外媒提供的“临时便利”都得以常规化。从此，第537 号令也成了胡大卫的“挡箭牌”。在采访受阻时，他常常扛着摄像机就喊：“凭什么不让我们进行采访！温家宝总理都说过的，我们有权利！”

　　希望多几个李肇星、吴建民

　　常年跑日内瓦的记者们说，在日内瓦的一些国际会议上，中国官员认为一切媒体报道都会被等同于官方表态。但其实，西方官员常常声明这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官方，然后即可轻松地接受记者采访。如果个人观点与官方看法有分歧，或引起媒体另类解读，他会声明是记者报道有误，把责任都推给媒体。

　　在盐泽看来，中国官员和日本官员对待媒体的最大不同在于：对中国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宣传，但对日本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服务，希望得到公众的理解，并为此提供服务。

　　林夕和盐泽有同感。作为英国一家电视台的驻京记者，她曾参加过中国政府某部门组织的外国记者团采访长江三峡活动，她把那次经历形容为“消磨时间的仪式”，因为当地官员在被问及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时，言辞含糊。而外国记者登上大坝之前，还被安排参观一些并不感兴趣的场所。最后，林夕和她的同事不得不退出采访团，独自去采访那些环保志愿者和三峡移民。

　　在国际上，了解国际会议和传媒规则，并能够熟练应对媒体的中国官员都是最受驻日内瓦媒体欢迎的中国官员。比如先后在日内瓦工作过的中国外交官吴建民、沙祖康以及中国前贸易谈判代表龙永图，他们几乎从不拒绝记者的采访，语言也有个性。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简单顺着外国记者的提问回答，反而机智地利用这类采访将中国政府的观点传递出去。

　　这个队伍中还有一个人不可或缺——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今年两会上，作为人代会新闻发言人的他备受青睐，面对外国记者，他幽默风趣，妙语拨千斤——“西方个别领导人尽管工作很忙，自己国家的人民有那么多事要干，但是他们还是抽出时间去见达赖喇嘛”，“个别国家向台湾出口先进武器，这就相当于弟兄两个人正在拥抱的时候，有人给其中一方递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轻松幽默间，立场主张通过对话已清晰地传达给了世界。

　　庆幸的是，时下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意识到与媒体打交道是一门学问，而“如何开口说话”也是对公众负责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官员真正“学会对话”，不仅事关自身形象，也关系着国家形象，以及是否可以让本地区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