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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可臻
让王石悲观的是,中国社会上千年来都是集权制的封建农业社会,没有平等、契约的概念,没有商业传统的根基和传承
从“给面子”参加到现在,王石已成为阿拉善生态协会(中国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公益性质环保机构)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理事们一致认为他是协会成立五年来变化最明显的一个。而王石的这种变化,昭示了中国企业家阶层正在发生的转变。
“一朝官府一朝商”的宿命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对王石影响深刻。他从新教伦理中找到了西方企业家的精神源泉。在《徘徊的灵魂》中,王石写道:“新教理论强调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获得救赎。”这一主张让功力具有了真理性,也造就了西方企业家一种共同的精神——“建立在经济合理主义基础上勇于挑战一切风险、把握一切机会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正是西方企业家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驱动力。
然而在追寻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源泉时,王石却失望了。他说,从商业传承上来看,站在宿命的立场上,他是个悲观主义者。
让他悲观的是,中国社会上千年来都是集权制的封建农业社会,没有平等、契约的概念,没有商业传统的根基和传承。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晋商、徽商,甚至陕西商人,无不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衣附官场、霸占资源、倒买倒卖。
费正清将这种现象形象地描述为:中国商人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武克钢和吴思将之称为“官本位”。
以明清时期的晋商为例,明初晋商因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粮而崛起,如清后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末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饷等以票号而执金融界牛耳。可以说,他们始终靠结托政权,凭借政府赋予的种种特权或好处兴盛。
这一传统的路径依赖使得许多中国商人在凭勤劳精明发家致富后,不再热衷于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花费在官场奉迎,捐纳功名,进行各种方式的政治投资。很多商人往往因此财运亨通,富甲天下。
但正是由于这种不正常的“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的“官商合谋”的经营方式,不可避免地削减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潜力和动力。“一朝官府一朝商”成为中国商人的宿命。
“官本位”文化传统下,商人成了政治的附庸,自身独有的文化、精神无法形成,更无以传承。在中国的历史上,商人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有自己价值主张的独立阶层。
决裂,是一个人的战斗
改革开放初期,王石倒卖玉米饲料。在找车皮的一次经历中,他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金钱买不来尊重和荣誉。从此他定下了自己经营企业的底线——不行贿。
他不仅“不行贿”,而且“不追求暴利”,“做规范不做权谋”。但习惯于“官本位”文化的人们并不相信王石能够“独善其身”。在他们眼里,王石只是在做秀。与传统商业路径决裂,更多的是王石“一个人的战斗”。
2005年对王石来说是一个转折。他在无锡游览了荣德生与1912年修建的梅园。荣德生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的重视,对“诚信为本,品牌为先”的推崇,以及在“为天下布芳馨”信念的指引下,对无锡的城市规划和发展做出的贡献,都令王石激动。
民国时期涌现的一批实业、能力、眼界和胸襟都堪称非凡的企业家“荣德生、张謇、卢作孚、穆藕初……他们在乱世挑战风险、把握机会的创业精神,以及通过实业振兴国家、唤醒同胞、追求自治的公共精神,燃起了王石心中的希望。他看到了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塑造公共精神的路径与可能。
2005年末为保护白头叶猴发起的南极极点探险,被王石当成是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的结合点。结束的是“7+2”探险活动,看是的是正式的公益事业。接受采访时他曾说:“对企业家来说,什么叫成功?不仅是你个人做得很好,你还有对社会的其他一些利益相关者承担你的职责。这是因为你掌握了资源,你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企业家塑造公共精神的路径
其实,仔细追溯起来,王石的这种转变从2004年介入阿拉善生态协会时就开始了。
王石是被王晓光拉入协会的。一开始他只是抱着帮忙站台的心态,但第一次理事大会上“乱糟糟”的民主程序改变了他的态度:“我发现这个组织其实是很民主的,其中每个人都有一票,只有履行民主程序才能运行下去,也只有适当地妥协,放下每个人心中的‘老大观念’才能求取共识。”
协会的行为理念和运行模式引起了他的兴趣。王石开始积极参与到阿拉善的公益活动中,他说:“这不仅仅是治疗沙漠,也是治疗自己心灵的荒漠。”他意识到“公益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和精神”。
2007年7月28日,王石高票当选协会的第二任会长。但很快,他便发现:“会长就是个受气包。”
由于每个会员都是企业家,都很有能力,有捐了一样的钱,谁都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的主意最好,而大家都是平等的一票,怎么协调?王石的办法是:淡化自己,把自己的意见掩埋起来,同时建立规则。
当武克刚质疑秘书长人选,拍桌子大骂时,他攥着拳头,保持沉默。当任志强、武克刚质疑冯仑为马蔚华拉票的合理性是,他用规则来引导大家。刘晓光对他的评价颇具代表性:“过去他独断专行,现在变得民主;过去他有很多原则,现在学会了妥协。”
然而对于王石来说,“学会妥协”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达方法,实际上他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他说:“就阿拉善的组织形式来讲,他的沟通成本很高。他是由一百个平等的企业家组成的组织,因为企业家群体本身的一些性格特点,比如气盛、有能力等,协调起来非常困难。多以当所有企业家都表现自己的正确,显示强势时,作为会长,反而就不能表现强势了。”
在这里,王石不仅延续着他对“官本位”的警惕,而且参与着一种企业家们在公共领域内所应遵循的价值和传统的创造,推动着企业家公共精神的塑造。
2007年就任第二任会长时,王石明确表态自己要“萧规曹随”。有人反驳他:“那还有你干吗?”王石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很多的事情都是后任否定前任。把原来的推翻,自己再做一套,我觉得这个习惯相当不好。如果你不尊重前人,你的后人也不会尊重你。我非常清楚,协会确定的事情,方向只要是对的,我就会继续去做。”
对一种正在形成的传统,尊重比颠覆更重要。“中国不断创新,不断否定。我想强调的是对过去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的尊重。”
2009年王石作为第二任会长的任期已满,不少会员希望他能够连任。王石委婉拒绝了,因为在他任期内已定下了制度——会长任期两年,不得连任。
事实上,在王石任期内,阿拉善协会的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被当成了中国NGO(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制度建设的范本。王石说:“制度建立了,逻辑清楚了,王石当不当会长都可以,只恰好就是我的成功。”
卸任后的王石,担任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会员发展委员会的主席,将会员发展目标从150人提升为200人。他说,阿拉善是企业加企业家如何做NGO的孵化器,它将孵化出一批企业基金和企业家基金。
2009年12月15日,在中国企业家论坛北大光华CEO研讨会上,王石对在座的企业家说:“我的灵魂还在徘徊。”
或许王石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推动这一群人的革命,中国企业家阶层的精神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摘自《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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