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宋庆龄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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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杨时旸

　　在公开报道中，晚年宋庆龄以端庄的政治家形象示人：沟通海内外、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始终是微笑、淡定、沉稳而优雅的姿态。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宋庆龄还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边没有一位至亲陪伴，她的病痛、劳累、窘迫和孤独都被历史湮没……

　　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1979年的中国正艰难地从“文革”的阴影中挪出脚步。在时代急剧变化的当口，“文革”中饱受折磨的宋庆龄也开始沉静下来疗养身心。北京天气干燥，宋庆龄皮肤病严重，不得不回到上海。在她心目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1949年，宋庆龄欣然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有极大影响力的政治家，她曾独立于国民党，也曾独立于共产党。1957年反右斗争后，她就采取了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紧跟政治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语。“文革”后，再度焕发活力的她却已经时日无多。

　　对于86岁、身患重病的宋庆龄来说，这一次回到上海，并非只是单纯休养生息，更重要的，她开始整理一些重要资料和私人信函。

　　宋庆龄亲自翻找出多年来的信件，除小部分外，其余均全部销毁。这些信件涉及旧人旧事，旁人不便参与。

　　除去销毁旧时信件之外，宋庆龄将多年来的旧物一一变卖。在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的回忆文章中，他将这次变卖旧物称为“不得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说，“宋庆龄的工资是579块5角，是最高的一级工资。但是她交际很广，又搞福利事业。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没什么钱。”

　　早在“文革”期间，宋庆龄的部分私人物品，在“破四旧”和抄家的风浪威胁之下，已做了处理。根据尚明轩的记述，“文革”期间，宋庆龄曾经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不少信件及材料。而到了晚年，宋庆龄曾感叹：“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此次回到上海的寓所，宋庆龄翻找出的可变卖的旧物还有一箱皮衣皮袍、一些船舰模型和几件翡翠摆件。物品共计价值2500元。宋庆龄听到这个数字后有些失落地说，“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经汇报后，上海政府机关考虑，这些物品是孙中山的遗物，有文物价值，决定由机关出钱垫付，暂放仓库保存。

　　接受经济补贴

　　就在宋庆龄变卖私产后的半个月，其警卫秘书杜述周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部门，向组织申请补助一万元，通过宋庆龄贴身保姆李燕娥转交。

　　对于接纳公款补助，宋庆龄透露着无奈。尚明轩于1970年代曾拜访宋庆龄，他对记者强调，“宋庆龄确实公私分明，那些达官显贵是比不了的。”宋庆龄的贴身保姆之一顾金凤也对记者说，“我说了其实你们也不信，她真的艰苦朴素。”

　　宋庆龄一直坚持自己负担保姆工资，“文革”期间，她工资中三百元外事费曾自动申请免去，虽然组织上一直坚持发放，但一直未曾动用。此次回到上海后接下一万元补贴，确属不得已。

　　与此同时，宋庆龄因为经济拮据而变卖旧货的举动也被中央得知。197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致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予宋庆龄。直至宋庆龄去世，这5万元钱被花掉一万余元。

　　五份遗嘱

　　回到北京之后，宋庆龄立即又陷入了各种会见和活动之中。白血病、皮肤病一直折磨着年过八旬的宋庆龄。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荨麻疹发作，眼睛都肿了”，她甚至无法陪同客人到花园散步。

　　此时，宋庆龄已经是一位88岁的老人。1949年后，宋氏家族中仅有她一人留在了中国内地。

　　宋庆龄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起来，在一系列会诊间隙，她仍然出席了几个活动。1981年5月14日晚9点半，她突然高热寒战，体温达到40.2摄氏度。

　　5月15日下午，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5月17日，宋庆龄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主席的消息。12天后，她病逝于北京，其为数不多的遗产分赠友人及身边工作人员。

　　“宋庆龄的遗产主要是书。”尚明轩说。宋庆龄在不同时期，因修改等原因，一共留下了5份遗嘱处理身后遗产，其中一份遗嘱说：“我妈妈送给我的黄金饰品是不能分的，是纪念品。”

　　因为写作《宋庆龄年谱长编》，宋庆龄晚年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聚集到尚明轩家中开会，向尚明轩回忆过当时的情景。“除了遗嘱之外，还有三本日记，英文的。”尚明轩告诉记者，“他们说，当时廖承志一翻，说这个谁都不能看，属于绝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带走了。”但两年后，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后，尚明轩曾多方查找日记去向，一直未果。

　　除书籍、文件以外，宋庆龄遗留的钱物分赠十人，受赠者大多为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金额多则一万，少则五百，尚明轩说，遗款总额“加起来不过两三万块钱”。获得赠款的人包括已故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宋庆龄家中。宋庆龄指定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里，称之为由宋庆龄抚养大的“两个女孩子”。不过，宋庆龄的秘书张钰曾郑重声明她们并不是宋庆龄“法律意义上的养女”。爱泼斯坦记述，女孩长大后，“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宋庆龄也为此苦恼，她的一个朋友曾责怪她没有把女孩教育好，但她们依然是其遗产的重要受益人。

　　至今，有关宋庆龄晚年生活细节的公开资料极其稀少。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宋庆龄屋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几个单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过写字条联系。尚明轩在《宋庆龄的后半生》里记述：“秘书张钰就在她的对门，两人的房间只隔着楼道，但是她要张钰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写字条说明，张钰也用字条回复，两人的字条相互插到对方的门缝里。张钰说，夫人写给她的字条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亲手烧掉。”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