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留学日本的保证人

　　在日本，在一天天一年年的匆忙过往中，对于架在这种平淡无奇生活中两头的残酷和精彩，能够切身感受的时候其实并不多。我对于出门在外谋生无论如何都遮挽不掉的那一份残酷的意识，是在20年前我初抵日本，同我的保证人植田延良先生见的那第一面时他给我印下来的。是他拽着我来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开头，让我以这样一个起点，开始了我在东瀛的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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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来日本的第二天。一大早，先我在日本留学的二姐领我去日语学校参加了分班考试。我交出了即使是算到现在也是我平生以来的唯一一张白卷。考完试，我们就一起去位于东京都内最好的地段之一的千代田区饭田桥的保人的公司见保人，一个非常精明的、60多岁的、从事印刷行业的东京商人、我二姐以前的老板。因为我不会日语，更不懂日本场面上的任何规矩，所以这个见面极尽直接。保人拿出他早已帮我起草好的保证书，让二姐翻译给我，首先我要保证不得做任何违反日本法律的事情；其次如有难事，可随时找他商量，但不管以何种理由都不能开口向他借钱；最后是要努力学习，如果这一年考不取大学，必须在签证到期前回国。在确认我完全理解并认可之后，他又去复印了两份，让我一一签字，除彼此各执一份之外，第三份由他寄回给我远在国内的母亲。临出来时，他送给我两张已用了一半的电话卡和一句来日受用于我整个留日生活中的提醒：“日本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你要小心不要学坏。”当时我太小，不是很通事理，也不知好歹，从保人公司出来时，见他之前的那份对他的由衷的感激纠缠成了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经济上的困难早在准备出国时就跟过来了，此刻更是身无分文。虽暂且可不急着还二姐给我垫付的头一年的学费，但吃住和下一年的学费就只能靠自己去挣了。可我却连最最基本的语言都不通，根本就找不到工可打。保人又一次帮了我，收我在他自己的大楼里做清洁工。这幢我后来扫了两年多的大楼的全貌、甚至里面的每一个布局和摆设，在十几年后依旧那么轻易清晰地就跳在了我眼前，好像一个我已呆过一辈子的地方。

　　这是一栋紧邻饭田桥车站、命名为“植田ビル”的九层高楼。一层是保人经营的叫做“大林堂”的会社，二到六层又分别租给了五家经营着五花八门业务的公司，最上面三层则住着保人夫妇和3个儿子。每天早晨我需在他们上班前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打扫完一层的大厅过道、整个电梯间、二三四五六层里面的办公室、七八九层外面的亭子间以及全楼的7间厕所，最后还要把包括保人自家的所有垃圾都理清分好类再送到指定地点，此外每周五还须把大楼外面的九层楼梯清扫一次。活儿虽多，但简单也不需要日语，扫完地还能赶上去上课，且工资基本能够吃住。我忍不住掩嘴。

　　可实际一做，在国内很少动手干活的我，虽一刻不敢停，使尽浑身蛮力，但两个小时根本干不完，终是顾此失彼洋相百出。本来就有些神经质的保人夫人和三层一个眼睛很大的客户尤多微辞，玄关的玻璃门上有手印了，办公桌没擦干净了，厕所的纸放得不够了之类的怒言每天追着我。这当中，除去自己确实笨手笨脚不会干活外，也有语言和紧张的原因，常常听不懂对方叽里呱啦的要求，也不知该怎么去问。保人替我罩了很多，才算没被开除。但他还是打电话叫我二姐过来，让她一句一句给我翻译他对我扫地的指示和要求，并让二姐领着我从上到下把大楼里里外外又打扫了一遍。然后，当着我们姐弟的面，保人先是画了一个长长的减号，说本来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是希望我能有所改进提高的，结果还不如不告，以前会的也不会了，全成了负数。之后又写了一个大大的“巧”字，言道这回汉字总该是懂的吧。一旁的保人夫人还直突突地问二姐她这个弟弟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令我们姐弟极为难堪，甚至屈辱，却只能低眉。因为当时连话都不会说的我的确需要这个饭碗，而且也的确是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也更干不了别的工作了。经济和精神的压力双重袭来，没有退路，硬着头皮继续着出来闯世界的这第一份工作，还附带着每天早晨满身大汗脏兮兮地赶着点冲进教室、坐在干净整洁的港台韩国东南亚同学中间时的尴尬，以及课上实在撑不住睡过去又猛然醒来后的羞愧。还好有年轻健康和没心没肺，终究晃晃悠悠挺过最为艰难的这不长也不短的一段。此后我更加知道努力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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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的日语一天天多了起来，还和好几个客户差不多成了朋友。保人给过我几件他穿过的但都是干洗过的衬衫，确实在我初来捉襟见肘的那一年顶上了事。他还让我每周至少一次在扫完地后去他那里汇报一下我的生活和学习。但是，我们每次的交流从来都是有些障碍，我至今都没搞明白是他那时已经开始耳背，还是我的日语有问题，抑或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不同道上的人，总之他总是不能一下就听懂我的话，而我又不好过于大声地对着他讲话。倒是他的助手堀内先生每次都会很乐意地凑过来把我刚才说过的话再给保人转述一遍。日子久了，堀内这个被我偷偷封为保人“管家”、得过好几种癌却仍然显得那么健康精神的白发老头倒成了我很好的一个聊天伙伴。保人的公司很小，除了他和堀内，保人夫人和小儿子也都挂名在这里。听堀内感叹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这间战后保人从其父母遗产中分来的“大林堂”曾最大做到过有十几个雇员的规模，可到现在裁得却只剩下他这仅此一个的外人了。

　　堀内“管家”毫不掩饰他对保人神经质夫人的不待见，只要她前脚一进来，堀内后脚就连借口也不找地离开。后来我又发现整条饭田街的邻里们也都不喜欢这个身体和心理都不大健康的老江户女人时，也就不再去记她对我两年多的喋喋了。保人的大儿子是个建筑设计师，在涩谷开有自己的设计所，一家4口住在七层。他和太太每次见了我都会很平等很客气地打招呼，还经常停下来和我聊会儿天，显得情情义义的。二儿子是东京一家大医院的外科大夫，绝对的高收入，年过40仍独身，据堀内说，这个天天拿刀子的人也天天去六本木银座这样的地方花天酒地，我不知道是否属实，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道。应该说植田家的这老大老二还是很优秀很给保人长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