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新长征路上的民谣

　　(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洪鹄

　　从“魔岩三杰”到“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曾经有过愤怒控诉现实的激烈摇滚，随后是清澈忧伤的校园民谣，现在，新一代民谣歌手和曲风已然成熟起来。新民谣的旋律依然温柔，但歌词却直击社会矛盾，继承了上世纪80年代摇滚的精神气质。

　　亲爱的老师校长，我来上学啦。

　　您不能让坏人碰我，我要活着回家。

　　亲爱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学啊。

　　您有不满去上访，我要活着回家。

　　42岁的川子抱着吉他一字一句地唱了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唱这首歌。第一次是在迷笛音乐节。那是户外，远处的舞台上摇滚、朋克轮番上演，异常嘈杂。人们很快就安静成了一片。一曲唱完，台下一片沉默。很久之后才有人用力地鼓起掌来。还有一些人哭了。

　　在中国，当人们发现当年最具批判性的摇滚日渐式微时，民谣却前所未有地充满了力度。这种“意外”本身其实也并不惊人，冷峻的社会现实和相对缓和的表达方式，这种反差本身构成了很强的艺术张力。

　　《我要回家》歌词最早是郑渊洁写在微博上的，他邀请网友谱曲，悼念江苏泰兴幼儿园惨案里死去的无辜孩子。川子有一个6岁的女儿叫牧言，平时和爷爷奶奶住。他跟父母说，看好牧言，一定要把她送到幼儿园里头才能走。“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泰兴的那些孩子，躲在教室里也没能躲得过去啊！”川子想到让自己崩溃：“我差点想让孩子别上学了。”这样的歌曲并不需要复杂的旋律，川子觉得，这首歌最重要的就是要凸显歌词，“只要让人能听清每一个字”。十三月唱片的老板卢中强把新民谣这种“温和”的批判力表述为：“只描述不批斗，戏谑甚至嘲弄，疼痛但不绝望。”

　　检索中国最近三年民谣作品，关键词无一不指向社会现实。比如邵小毛的那首《哀悼日》里，词作者沈颢所哀悼的正是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们；在张佺的《早知道》里，他讨论的是西南大旱；在周云蓬的《中国孩子》里收录了《买房子》，他唱“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从今天以后，不能随便请吃饭了，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当然，三十万说的是2007年的价钱。

　　作为一个北京“爷们儿”，5月22日这一天，川子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换了一个调儿，他使劲地拨着琴弦开始唱《幸福里》。这首歌是他2008年在深圳时写的。他住在一个叫木棉花的宾馆里，旁边一个楼盘叫幸福里，“哟呵，4万块钱一平米！”按照川子当时唱酒吧一晚上几百块钱的出场费，他算了一下，要在幸福里买栋房，他得唱三个世纪。

　　幸福他在哪里，就在这幸福里

　　四万多一平米，跟我没关系

　　幸福他在哪里，就在这幸福里

　　哎呀房子太贵啦，我们买不起啊

　　人们跟着节奏拍手，跺脚，高声尖叫，欢呼声几乎掀翻了屋顶。这是川子的保留曲目，走到祖国大江南北，只要一唱这首歌，唱出这段房价压迫下的草民心声，共鸣立刻会像潮水般涌来。

　　摇滚先锋

　　而在二十多年前，这样唱的，不是民谣，而是摇滚。

　　1986年的5月，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唱响了《一无所有》，发出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声。3年后，崔健发表他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其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将“地火”烧到了地面。

　　1994年春天，窦唯、何勇、张楚以集体姿态亮相，《黑梦》、《垃圾场》、《孤独人的是可耻的》三张专辑同时推出，被称为“魔岩三杰”。相对于崔健拷问政治的执着，魔岩三杰更多的表现出自我能量、个体意识的释放。张楚唱，“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何勇则喊，“我们生活在一个垃圾场，人们像虫子一样在里面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都是思想，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

　　这是中国摇滚乐的高潮，但也是一现的昙花。就在这一年之后，中国摇滚就进入了漫长的失语期。“随着市场经济持续蓬勃所造就的富裕气息的弥漫，深刻的苦闷感消失了，反抗的骄傲不再。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暗淡下去，人们不再对摇滚乐寄予不切实际的敬意。”乐评人李皖说。

　　何勇很快出现精神不稳定的状况，窦唯逐渐遁入禅境。张楚在《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之后还出过一张专辑，之后就是长达8年的自闭。

　　“浪漫怀旧的情绪比批判现实的精神更合乎时代的胃口。”乐评人金兆钧说。中国人刚刚开始挣钱，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这都将是人民的最大追求。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校园民谣的勃兴。

　　1989年，19岁的沈庆写下：“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从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1992年，大学毕业的沈庆进录音棚录了这首歌。两年之后，这首歌被收入了《校园民谣1》专辑，这张专辑还包括了老狼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沈庆的青葱岁月，正是从90年代开始。1993年，曾经是80年代著名填词人的黄小茂，刚刚满30岁。他担任大地唱片公司企划部主任。大地是内地第一家正式的唱片公司，它的出现改变了内地之前以音像出版社为单位的操作模式。30岁的黄小茂想做点东西纪念青春，他向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征歌，在一堆粗制滥造的小样里听到了《青春》。

　　黄小茂找到了沈庆，继而认识了高晓松。高晓松此时已经写了一堆歌，包括《同桌的你》。他有一个要求，歌只能让他的兄弟、当时在一家合资公司当机柜安装员的老狼来唱。1994年，录制好的10首歌被大地唱片制作成了专辑《校园民谣1》。黄小茂知道，这样的歌唱不完，一定还会有2，有3。果然，唱片上市后便开始热卖。内地音乐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温情的歌曲，所以很快便打动了正在经历青春乃至青春不再的人们。那个遥远的1994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著名的民谣年。1995年，老狼携《同桌的你》登上春晚。紧接着是《校园民谣2》、《恋恋风尘》的推出。校园民谣迎来了它的全盛时代。

　　1994年，国家正经历着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高晓松已经开上了皇冠轿车，装机柜的老狼曾一度失业。但是各种各样的人似乎都可以从这些风轻云淡的校园民谣里找到安慰，想起初恋的爱人，怀念睡在上铺的兄弟。

　　川子听沈庆的《青春》，觉得“挺好的”。但是，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深刻的共鸣。“这些一路上的风花雪月，说实话咱也看过，但生活不还是这么操蛋么？”无论是摇滚的愤怒激情，还是民谣的风花雪月，对川子来说，他一律“断档了”。北京南城土著姜亚川，少年桀骜好斗，打架失手进了监狱，一蹲8年。

　　1994年，盲人周云蓬从长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漂泊。住在圆明园画家村，每天背一把琴、一个音箱，还有一个油饼到海淀图书城门口卖唱，唱老狼，也唱罗大佑。23岁的万晓利刚刚从邯郸磁县酒精厂辞职，女儿已3岁，还没有开始北漂。川子则步出了他8年不曾步出的高墙。作为监狱文艺队的骨干分子，8年里他每一天都在练琴，练出了一手好吉他。川子回到南城，盘了座酒吧当起了老板。每晚亲自上台演奏，并开始自己写一些曲，关于多年的兄弟，关于他最亲爱的老狗。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他们不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音乐，也选择了有别于“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那样的校园情怀。他们有梦想，可是他们的梦想没有睡在青葱校园的温床里。从一开始，他们就要努力与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社会，争夺和守护自己的梦想。这注定了十年后，当周云蓬、万晓利、川子成为“新民谣”的领军者时，民谣确实是另一副样子。

　　新民谣时代

　　2008年，川子去一个唱刘文正老歌的活动玩，唱了首《下雨了》。卢中强坐在台下听，当场就想签下他。

　　“十三月”是一个独立厂牌，当时旗下有苏阳、万晓利、谢天笑等歌手，除了谢天笑唱摇滚，其他都是唱民谣的。万晓利则已北漂10年，在酒吧里他最初也唱老狼，慢慢就有了自己的歌。他唱《流氓》，唱《狐狸》，唱《下岗了》，唱迷茫的见义勇为青年，渴望爱情的小人物，苦闷的下岗工人。这些歌，戏谑而动人，苦涩但并不愤怒，由于本身就来自底层，万晓利们轻而易举地便触到了生活的痛处。逐渐地，以河、无名高地为代表的民谣酒吧取代了摇滚酒吧，成为京城最重要的音乐平台，火爆程度一时无两。

　　卢中强由衷地觉得，这些人太棒了。他希望能签下他们，并把他们从黑暗的地下酒吧推向市场。卢中强本人早年南京艺术学院大提琴专业毕业，贝斯弹得了得，加入过华纳唱片，也作过很多曲，包括老狼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但他知道，万晓利那些歌他写不出来。

　　2007年，十三月唱片在北京地铁1号线给万晓利投放了一路的沿线广告，“我认识万晓利”，从复兴门到大望路，这个曾只在夜晚的酒吧里出现的名字像偶像歌手一样铺满了地铁。这让万晓利觉得“特别难为情”。但卢中强觉得，无论在文化还是商业层面，这都是一项创举。“此前中国独立音乐领域普遍缺乏这种商业投入。”十三月给歌手提供最好的录音室，请最好的制作人来做flash。

　　但唱片卖得依然艰难。万晓利的《这一切没有想象得那么糟》2007年出版，迄今为止卖了4000多张。由于没有发行的渠道——独立厂牌无法像大唱片公司一样在连锁书店、音像店铺货，唱片主要靠一家淘宝网店、几个私营书店和每场酒吧演出来销售。一般大小的酒吧也就能容纳百来人，演出后一般能卖五六十张唱片，这样一年巡演十个城市，也就是五六百张，和大唱片公司里的签约歌手无法相比。

　　“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卢中强说。年底他带川子去徐州玩，一个朋友正好有酒吧，就说川子不如晚上在这儿唱一场吧。酒吧老板遂贴了个广告，当晚居然来了800多人，人一直站到了马路上。川子在台上唱歌，唱这些孩子、老狗、兄弟，唱汶川地震、房价，这一切悲欣交集的生活。他听到了冬夜从寒冷的马路上传来的掌声。

　　在乐评人李皖看来，以周云蓬、万晓利、川子等人为代表的新民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歌唱。民谣是流行音乐的起源，保留着强烈的人文精神，是对真切现实有回应有呐喊的音乐。“尽管大多来自底层，他们身上几乎都有着一定的知识分子倾向。”李皖说，“民谣歌手一般意义上是人格健全的民歌歌手。”卢中强把民谣的崛起归结为“社会从突变回到了渐变”， “在突变的社会里，人人都不安静，没有思考，只想破坏和宣泄。那时候摇滚是这种突变和发泄的产物。”“批判社会现实早年属于摇滚的责任，现在被这一批民谣人很好地继承下来了。”榕树下总编辑王小山说。

　　卢中强希望能把新民谣从地下做到地上来。榕树下的CEO张恩超、总编辑王小山等人，本身就是新民谣的乐迷，很快便加入到这个事中来。活动最终定名为“榕树下•民谣在路上”，卢中强觉得，榕树下三个字有和民谣天然契合的气质。

　　首轮出征10个城市，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抵达广州深圳。民谣的演出之前大多在酒吧、地下，环境嘈杂音响低劣。卢中强和张恩超的最初想法，是让民谣真的“走到路上去”。“上海有一辆大演出车，像大篷车一样，上面有一套一流音响，那是真正开到哪儿就能把舞台搭到哪儿。”他们算了一下，如果要租这辆车半年，成本加起来将超过300万，只能作罢。

　　“榕树下•民谣在路上”最终选择了城市的剧场和音乐厅，比起酒吧，每场的成本起码要高出十万。跟着上涨的是票价，尾场的深圳音乐厅，最高票价680元，是一般酒吧门票的10倍。

　　(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