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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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赵义

　　大约从2009年夏天开始，“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这几个新鲜词开始在网络上蹿红。而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二代”话题正式进入最高民意机构的视野，代表和委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忙着澄清社会舆论的质疑。主要来自网络的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公共话语。

　　在政策层面，各级党政系统也出台或者酝酿应对之道。比如党校对“富二代”的培训，提高用人制度的公信力，提高经济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等等。而在社会层面，“快乐男声”中“富二代”和评委的交锋，六成女大学生愿意嫁“富二代”等这样的新闻总是能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中国有句古话：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缘由。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自有其特殊内涵。

　　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极端思潮诞生的社会土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抢的哲学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种划分版本就层出不穷。和严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不同，类似“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划分实际上是网络舆论对于直观社会现象的反应。因此，不奇怪的是，这些词每一个的兴起，都是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极端的社会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富二代”的飙车，基层的官位世袭现象，大学生自杀事件等。

　　尤其是在就业和谋取更好职位的时候，当更追求职业前景激励的年轻人在关系、家庭资源，甚至是行贿竞争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一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悲观情绪势必会蔓延。而当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的庇荫，却又自认为理所当然，摆出一副傲慢姿态的时候，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就会滋长。有时候就演变成网络上的对骂战。

　　毋庸讳言，自从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之后，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就迟早会出现。曾记否，改革开放伊始，“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读书改变命运”是国人的宗教式信条。每一次这个信条的动摇，都折射出社会大变动的冲击。而到了今天，“读书无用论”已经远远不足以表达人们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和自身命运的焦虑。

　　近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以及全国总工会公布的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续下降22年的数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总结而言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资源带来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屁股决定腰包”，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抢行业就是抢上游产业，资源垄断性产业；抢身份就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

　　而正是在抢的过程中，各种潜规则和壁垒暗地丛生。我们不否认明规则依然存在，不断健全的公平竞争机制保证了仍然有一部分艰苦奋斗的底层人士占到了那个决定腰包的“屁股”。但这些资源都是稀缺的，公平竞争的机制建设总是赶不上潜规则滋长的速度。这些“屁股”也日益形成自己的买卖“价格”体系。

　　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务方面对于民众起点公平的保障严重不足，个人和家庭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比如为了孩子读书条件好一点，或者承受高房价，或者承受高昂的择校费)。等到要“还债”的时候，相关的人们也不得不加入到对于稀缺性资源的寻租大战中去。

　　成功的总是少数，大多数的失败者在煎熬挣扎之余，也就不能不借助网络一抒胸臆。

　　共识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恐怕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社会断裂得不到有效弥合。本来，年轻意味着新锐和突破。但现实也昭示，体制的力量更大。

　　古今中外的国家发展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承平和繁荣已久，社会里面行业和集团之间的固化现象势必会出现。通过构筑壁垒，坐享其成，而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日益衰微。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最让人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二代”现象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穷人的上升问题。虽然“二代”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已经很明显，但无论是富、官还是穷，如何安身立命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问。无论何人，上面还有一个掌握最强大塑造能力的国家权力。“富二代”和“官二代”，貌似荣耀，但价值观和伦理拷问，正如烈火一般，也在炙烤着他们。

　　比如“富二代”，接班并非仅是一个家族的事情，也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何走出父辈所谓财富原罪的阴影？如何学习和认识中国式的政经关系的微妙哲学？而“官二代”，在政治伦理和制度建设日益完善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有崭新的形象出现，而不堕入中国历史上的衙内魔咒？什么时候，民众才不会普遍地只是从一个个腐败案件中“子女”、“身边人”等词语中才看到他们的影子？

　　财富总归是要回报给社会，权力终究要被圈在为民服务的笼子里。无论是“富二代”、“官二代”，还是“穷二代”，财富、权力和知识本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相互连接的纽带。仇恨只能带来恶性循环，而形成能够共享的共识是无论何种出身的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财富和权力只能带来外在的物质的差别，心灵上的隔阂才是真正的悲剧。转型中国需要的不是权力和资本的欢宴，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尤其是在社会性报复和泄愤事件频发的今天，不能不让人担心，这些事件会刺激不同群体之间隔阂的加深。“二代”们应该从中得到经验和教训，让历史不在更年轻一代人身上重演。面对改革造成的断裂和隔阂，要从“二代”们开始实现和解。而政府的目光也就不能仅仅是着眼于“政治上可靠”这样的宏大层次，在制度透明和公平竞争方面应付出更多努力。

　　如今，无论贫富，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但无论有多少政治机巧和智慧，无论有多少职场谋略，改革分化后代际之间能否形成共享的价值观，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会断裂，这是社会成长的重要方面，也是从社会层面检测这个国家未来活力的试金石。没有“公平正义的光辉”，最终的可能结局是“丛林的战争”。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