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如何恢复讲理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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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吴祚来

　　最近茅于轼先生在《同舟共济》杂志发表文章《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文章开始，茅先生就提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

　　茅于轼分析说，这个社会正在越来越不讲理，或者要讲理却没有地方。一些人愤闷焦虑，就将情绪发泄在他人身上，造成社会冲突，甚至心理极端者会走上街头、走进校园，制造流血事件。民间社会的败坏，已是严峻的社会问题，各种极端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就是一些地方民间社会败坏造成的民间自残。

　　基层组织与民间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或乱象，一方面是传统社会模式已经蜕变，过去的乡村熟人社会，渐变成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温情状态没有了，只有经济利益关系，而新城市生态中并没有建立新的道德价值准则或体系；另一方面，基层社会行政权力一家独大，没有足可以制约的力量与方式，使民间社会受打压，造成冤屈与不公，有理申诉难。

　　地方政府的行政应该有法治底线与伦理底线，现实情形却正好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的焦虑只有一条，就是经济发展，而文化的发展、民间社会的发展、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往往停滞不前。

　　我们这个社会不仅要讲理，有地方讲理，还应该回到常识。民主应该是常识，法治应该是常识，权力有效监督是常识，财政公开与官员财产公开更应该是常识，有冤有处申，也应该是常识。

　　我们主流媒体更多地谈民生问题，民生与民怨，本质上多是民主问题。中国式的“增量民主”，也在一步步前进，譬如农民与城市市民同比例的代表资格，公开选举基层人大代表等等，但这样的增量敌不过基层的各种“对策”，国家应该在改革方面有更大的步伐，扩大民众在官员任免考核中的话语权，培育基层民众自治组织等等，使维护民众基本权益的组织有力量抗衡行政权力的滥用。只有权力受制约，权利有保障，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总之，茅于轼提出的问题看起来是日常伦理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其实质却关联着社会整体的改革与进步，单面的经济发展，而没有政治、文化、道德、民间社会的发展，社会必然心理与精神失衡，造成人们普遍的焦虑心态、不安全感、不幸福感。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