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国企大树下难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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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申音

　　上世纪30年代，当第一批欧洲农业专家来到西非时，他们被眼前的“落后”景象震惊了。土著农民还在采取混乱无序的多元耕作方式，甚至在同一块地里同时种了四种作物(不包括亚品种)。“以如此幼稚的方式将各种不同的作物混种在一起纯粹是傻瓜，它们会抑制彼此的生长……”仅从现代农业的视觉规则考虑，大多数专家无需做进一步的调查就认为这是技术落后的表现。而殖民地的官员，以及独立之后他们的继承者，几乎都以同样的热情推动用单一种植取代多元栽培的运动，但结果却是广泛的失败。

　　如今，主流专家们不得不承认，以间作、轮作为核心的多元耕作，实际上是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的反应；而单一种植的科学农业恰恰是通过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地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从而最大化其目的——短期直接生产成果。为此，后者有意地漠视甚至破坏了一些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生态平衡、可持续性、水土保持、食品安全等。

　　同样与“生态多样性”密不可分的，还有商业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的理解中，也应该是以“市场经济”为底色，“社会主义”为特色，努力营造一种和谐发展的商业生态：既有参天大树(央企)、也有各色林木(外企、民企、混合所有制的上市公司)，还有花草灌木(成长型企业)和蕨类蘑菇(创业者)等等。

　　大树遮天，寸草难生

　　这样的看法，在过去十年中已成为市场人士的共识。但前不久，一位十年来从事孵化器和早期投资的老总忧心忡忡地告诉我：眼下的趋势是“大树遮天，寸草难生”。所谓“大树”，是蔚为壮观的国有企业：全球市值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商业银行、有色金属公司，市值排名前五位的石油公司、电力公司、钢铁公司、航空公司，还有垄断性的烟草企业、电视台、电影公司等。

　　自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之后，卸下包袱的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心。仅国资委管理的128家中央企业，其涉及的主业剔除重复后接近300个，囊括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粮酒糖期货、物流连锁、文化娱乐、服装销售，甚至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销售。2009年，国资委管理的央企营收总额超过12万亿元，利润总额超过7500亿元。但这些利润主要来自上游产业和垄断经营，除了国家给予的优惠，他们还以挤压下游产业利润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换句话说，“大树”们将其阴影所笼罩的范围都变成了自己的“后花园”。

　　该老总举了一个例子。2007年，他去杭州一个国家级动漫基地考察项目。当时该基地有50多家公司落户，政府每年光减免房租税收和给企业的直接补贴就达2200多万元。园区企业每年生产的动画时长超过9000分钟，相当于全国产量的1/10。但动画片卖给电视台，1分钟只能卖1000块。也就是说，9000分钟只能换来900万的主营收入。3年后，基地只剩下3家公司。因为3年免租期已到，小企业根本无力支撑高昂成本。“为什么这些动漫企业没有产出？就是因为渠道都被国企垄断了，再好的东西也卖不起价。只在制作那端扶植，到了出口那儿又给堵上，那不是掐人家脖子吗？”

　　因为控制了准入门槛和资源分配，监管部门和央企就像挥舞着大剪刀的园丁，他们治下的产业生态如同“整齐、美观、统一”的人工花园。在这样的“花园”里，最好只有一类公司存在，那就是像神州泰岳(中移动飞信业务唯一运营商)这样的公司。

　　人工培养的“异种”

　　更大的危险在于，当丛林的主宰者无法再容忍符合自然选择规律的物种散漫生长之时，他们就开始不断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人工培育，甚至搞出转接不同基因的“异种”。

　　从小网通到中星微，再到今天的无限讯奇、恒宝股份，一些雄心勃勃、八面玲珑的创业者，利用特权的支持，嫁接国内外资本，加之看似完美的商业计划，创造出新型企业。他们有民间的身份，也有天然的保护伞——但这种“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企业，能打败自然环境中土生土长出来的公司吗？

　　他们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比原始物种更讨人喜爱。因为其基因生来就是为这个环境所设定的，他们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谋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也有一流的执行团队，更重要的是他们听话守规矩，值得信赖。

　　“像这样有特殊背景的企业你们敢不敢投？”我问过很多中国主流风投机构的老总。他们的回答多是：“得看这个背景到底帮不帮得了企业……”

　　事实上，就连中国风险投资业也已经被一些转基因的“异种”所渗透，他们的别名叫“权力PE”。

　　如今，这些拥有转基因的“异种”，还只是少数“隐身人”拥有的特殊专利，这也意味着它没有自我繁衍的能力。但当它们成为被重点培养广泛撒播的物种成批出现时，那些原始的物种不得不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主动选择与特殊利益集团嫁接，要么就得独自忍受更恶劣的生存环境，甚至“被死亡”。

　　也许要很长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这些人工培养的“异种”是否潜藏着基因缺陷。而一旦它们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些缺陷会不会引发新的生态灾难？

　　计划工程，还是布朗运动？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要大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推动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物联网……

　　我害怕这又变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计划工程，变成一个只有“国家队”和种子选手才能参与的竞赛。在这些新兴产业领域，我更看好千万创业者在不同方向上用不同方式所做的“布朗运动”。

　　如果说，像山西煤矿这样的传统产业还可以强行推成“人工梯田”，那么，新兴产业就是真正的“热带丛林”，我们是否应该对“自然”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十年前，中国提出大力发展移动通信产业，但只有“国家队”才有资格领取牌照。十年后，中国最牛的设备企业是华为而不是大唐，最好的手机制造商不是普天东信而是深圳的山寨机以及从山寨发家的天宇朗通、宇龙酷派、魅族等。有趣的是，它们都集中在广东，而广东也是国内手机普及率最高、数据应用最活跃、中移动收入最高的市场。没有这些野花野草，中移动如何能成为全球用户最多的运营商？

　　小时候每个人都要学唱一首儿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那个年代里到处都是“花园”，却没什么花可看的。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最珍贵的其实不是“花园”而是“自然”，最鲜艳的“花朵”也只绽放在“自然”中。

　　(摘自《创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