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公的传闻

　　所谓外公“难得会见外国人”，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并非虚言。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五个月里，他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并被报道过4次。因此，一段时间内外国新闻界盛传外公病重，或者干脆说———毛泽东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现在，美方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毛泽东主席不但同意会见尼克松总统，而且极不寻常地把时间定在总统到达机场后3小时之内，这是极其罕见的礼遇。

　　外公会见外宾的时间以及会见时间的长短，反映出对会见的重视程度，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有理由为美国而高兴，尽管总理提出只会见15分钟。

　　中方主随客便

　　得知外公即将会见总统，根据美方提议，由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出席。中方按外交惯例，主随客便。

　　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以及随同来华的国务院诸公因此失落并且愤怒过好一阵子。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美国外交最高长官居然没有参加，连记录人员都没派去一个。尼克松、基辛格与国务院的矛盾积聚已久，后来在杭州围绕中美《联合公报》定稿的时候爆发。

　　不过，老谋深算的基辛格博士怎能轻易在中国总理面前表露出美方真实的心情呢？于是，他耍了一个小滑头。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

　　“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

　　随即，他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通向红墙之路

　　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街面上车辆稀少，大路宽阔，从钓鱼台国宾馆到中南海游泳池，匀速行驶只需十几分钟。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到中南海。在此后的30年中，他们两人分别来到这里的总和达十几次之多。这一切都源于1972年2月21日下午的这第一次。

　　对于通往外公住处的路径，尼克松后来再没提及，基辛格则写得十分详细，这大概与他在其后的4年中4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外公有关。

　　基辛格将中南海西门称为接近外公住处的“一个红色的大门”。他还提到门前是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其实此街应是南北走向的，即府右街。他说“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这也不对，府右街至今还留有明清两代皇城城墙的许多遗迹。所谓拆掉城墙后修建的街，应指北京今天的二环路地铁沿线。

　　总统丢了

　　在外公住处中南海游泳池门口，总理在此迎候客人，并引领尼克松一行向外公的书房走去。在大门口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是汪东兴和张耀祠，也就是1970年在此迎接斯诺的“两位将军”。

　　据汪东兴回忆：按照惯例，外宾的警卫人员不能进入外公住处。因此，他立即安排尼克松的警卫去怀仁堂休息。该警卫在此无法与仍在钓鱼台的美方警卫主管取得联系，尼克松去往何处，一时间成了空白。美国总统警卫主管如雷轰顶，并因此向中方诉苦，这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游泳池印象

　　外公在游泳池的住处与丰泽园不同，这里是建成不久的新式房屋，外宾的车可以一直开到门口。客人下车后直接进入室内，无须像丰泽园时代在古老的院门前下车，在露天下走路进院。在外公晚年会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中，红旗车开进门廊的镜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通往外公书房的路是曲折的。尼克松等人随海容先是走入一间小会客室(外公晚年已不再使用这里)，再穿过一间乒乓球室———基辛格将其称为“过道”。他还记住了摆在那里的一张乒乓球桌，至少在两次来访时都看到过它。球室空荡荡的，球桌久未使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其实，上一场球赛已举行完毕。中美两国以地球为球室，太平洋为球桌，以东西方政治智慧为球拍，穿梭联络人为乒乓球，比赛成绩是双方握手言和。

　　海容推开乒乓球室的门，对面就是外公的书房。

　　外公的书房

　　尼克松、基辛格曾把斯诺的文章作为访华人员的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都读过，因此，对于“毛酷爱读书”这一点并不陌生。尽管如此，走进外公的书房时，基辛格还是发出了感慨。对美国人而言，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书桌上摆满了古书。基辛格曾描述过：“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这次来访，是外公第二次使用自己的书房会见国宾。1959年10月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前，外公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他重病之后，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该年10月和11月，外公强打精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和越南总理范文同。1972年2月1日，即会见尼克松20天前，病体未愈的外公改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此后，他再没能到人民大会堂会见过外宾。

　　基辛格对外公书房观察很是细致，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

　　从外公的书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巨大的窗户都藏在厚厚的大红窗帘之后，书房顶部装有日光灯，沙发旁边还有落地灯。在基辛格看来：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此外，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

　　总理陪同客人进入书房，坐在沙发上等候的外公被搀扶着站了起来。外公的身体已不容许自己走到门口迎接客人。他努力站直了身子。

　　两个“魔鬼”见面

　　1971年10月8日，外公在会见塞拉西时，曾不无调侃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魔鬼与资本主义魔鬼见面，到底好不好呢？”现在，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与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领袖在同一间房子里见面了。他们彼此端详着对方。尼克松回忆道：“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转载于《新闻午报》；原文出自《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孔东梅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