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的农民工看病首选黑诊所”(4月13日《新京报》)———这则消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尤其是在“黑诊所”发生医疗事故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有关部门还在采取联合行动“拉网式”打击黑诊所的大背景下。

　　如果我们承认农民工和我们一样，都是“理性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农民工之所以选择黑诊所，一定是有他们的道理的:第一就是黑诊所价格低;第二就是黑诊所确实有一定的治愈率。有农民工就说:小诊所的“医生”也不是一点儿医术都没有，“有些还是老乡，不会故意治死人。”由于以农民工或其他低收入人群为服务对象的“黑诊所”要靠“口碑”才会有生意，所以他们可能还会比正规医院的医生更认真一点，对患者的态度更好一点。

　　现在来分析一下，目前以取缔的方式打击黑诊所，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会减少农民工患病的数量或比例吗?不会;这会使农民工获得更好、更廉价的医疗服务吗?不会;这会使农民工从此支付得起“正规”医院的医疗费用吗?更不会。很显然，“打击”只能减少医疗服务的供给，却不能减少医疗服务的需求，它只会带来这样两个后果:一是患病农民工更难得到及时的治疗;二是使那些侥幸躲过打击风潮的“黑诊所”可以借机索要高价。而无论如何，这都只会使患病农民工的状况更加窘困。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在政府提供的、合格的、廉价的医疗服务不能同时跟进的情况下，打击黑诊所，恐怕主要还不是为了保护农民工或其他低收入人群的健康，而是为了保护医疗管理部门的官员———这样才能使他们能够撇清“失职”的指责，避免被问责;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防止私人诊所从公立医院那里切走更多的蛋糕。2005年，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就指出，单是深圳，就有一万多家“黑诊所”。这个数字说明了医疗资源供给被压制的情况有多么厉害。

　　笔者感到疑惑:黑诊所真的就那么黑吗?在黑诊所及时得到救治而免于死亡或残疾的患者比例是多少?因为错误的救治或用药而死亡或致残的比例又是多少?和公立医院相比，这两个数字如何?遗憾的是，有关方面一直强调取缔，但从来没有拿出过有说服力的统计数字。

　　也许，在所谓“黑诊所”问题上，“堵”不如“疏”。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现实:由于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消费品市场一样，中国的医疗市场也分裂成了两个市场，一个是穷人的市场，一个富人的市场。黑诊所的大量存在，以及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证明其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为什么又不尊重“市场规律”了呢?

　　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曾经提出:“医疗问题应该采取放宽注册，你只要有医疗毕业的证书，有医疗的资格就应该允许他建医院。”笔者建议对所谓“黑诊所”采用“备案制”，即只要将相关的资料交与政府的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备案即可变“黑”为“白”。

　　当然，变堵为疏并不是说政府就撒手不管，而是要把管理的重点，从资格审查转到监控医疗服务的质量以及对医护人员的培训上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曾经采取将农村土生土长的接生婆，集中在城市培训两到三个星期，让她们学会在接生前剪指甲、洗手等简单的消毒方式，就大大降低了婴儿和母亲的死亡率，这样的成功经验，今天为什么不借鉴呢?

　　由于富人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任何医疗服务，所以医疗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就看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能不能获得及时、廉价、合格的医疗服务———离开了这一点，医疗体系再“正规”，再“先进”，都没有什么意义。(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