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妇柯珍英11年前，患上了类风湿，手脚肌肉萎缩，瘫痪在床，丈夫不弃不离，与女儿一道照顾她。本月初，43岁的柯珍英喝下剧毒农药而亡。

　　警方调查发现，剧毒农药是其丈夫程鹏才从街上买回的，并且递到柯珍英嘴边。

　　亲友和村民说，程鹏才算是位模范丈夫，在柯珍英多次要求下，才买药让其服下的。

　　6月3日，发生在大冶市保安镇塘湾村的这起“安乐死”案，引起了人们对伦理道德与法理的思索。

　　回放：瘫痪农妇喝农药身亡

　　6月3日早上10时左右，大冶市保安镇派出所接到一柯姓男子报案称：其妹妹被妹夫灌农药死亡。

　　派出所教导员陈为平带上民警迅速赶到程鹏才家，发现房间里仍散发着浓浓的农药味。

　　程鹏才十分平静地指着一个牛奶盒说，妻子柯珍英就是喝下我装在里面的甲胺磷农药中毒身亡。

　　当天，程鹏才因涉嫌间接故意杀人罪被刑拘。办案民警称，通过走访调查，已排除程鹏才因为嫌弃妻子而谋杀的可能。

　　自述：我把农药递到妻子嘴边

　　在派出所里，45岁的程鹏才讲述了案件的经过及由来：

　　1984年，年仅19岁的柯珍英嫁给了我，婚后生育两男一女。日子虽苦，但很甜蜜。

　　1997年，柯珍英突然感到手脚无力，遇上阴天和冷天，关节很疼。我带着妻子到武汉、九江、洪湖等地求医。哪知一晃几年过去，病情不仅没好转，反而加重。

　　2000年，柯珍英手脚肌肉出现萎缩，从此瘫痪在床。

　　我白天出门当搬运工挣钱给妻子看病，晚上回来还要照顾她擦洗、翻身。见我这样辛苦，当时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儿程琼便辍学回家照料妈妈。

　　去年下半年，柯珍英在我和村民面前多次说：“我这病把家里拖得很苦，死了算了。”

　　但我每次都用缓兵之计：“等儿女都成家了再走也不迟。”

　　今年4月30日，排行老二的程琼出嫁了。一个月后，柯珍英又旧话重提，让我到镇上买剧毒农药甲胺磷，我拗不过，花8元买了一瓶回家，并把这事告诉了大舅子柯友生。

　　6月1日，柯友生与几位兄弟姐妹一道来到我家，劝妹妹放弃轻生的念头。

　　柯珍英对自家兄妹说，我选择现在离开，是因为女儿出嫁了，我不想增添丈夫的压力；再说，两个儿子还没有成家，有我这样的病人，哪家闺女愿意嫁过来呢？

　　6月2日晚，柯珍英流着泪对我说：“明早你就把药给我喝了。我走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孩子们。”

　　3日早上6时40分左右，我把农药灌进了空牛奶盒里，用透明胶将口封好，插上吸管，递到了妻子嘴边，然后出门。

　　9时左右，柯珍英被女儿程琼发现后经抢救，暂时苏醒了，她对程琼说：“不要怪你爸爸，是我自己要喝农药。”

　　10时左右，柯珍英经抢救无效身亡。

　　村民：大家眼里他是个模范丈夫

　　因家庭的变故，程鹏才的大儿子程建和小儿子从广东赶了回来。“事情都这样了，我只希望父亲能早点回来。”程建说：“父母的感情很好，为了能够治好妈妈的病，父亲干很重的体力活，但仍欠2万元的债。”

　　柯友生说，我不怪程鹏才，这些年来，他们夫妻的感情不错，希望他早点回家，把两个外甥抚养成人。

　　76岁的石婆婆说，她在村头开小卖部，程鹏才应该算得上是位模范丈夫，他递药给妻子事出有因。

　　她说，他们两口子从没吵过架，柯珍英瘫痪后，多次说自己的病拖苦了丈夫和孩子，流露出自杀的念头。

　　程鹏才还经常开导她，并把打工挣的钱交给她掌管。遇到天气好，他把柯珍英抱上轮椅，推到小卖部前，让妻子看街上的风景，不让她一人呆在家里感到寂寞。

　　各方观点

　　当一个人面临不治之症的折磨，希望通过他人的帮助而结束生命时，我们该如何面对呢？透过本案，发人深思。

　　教授：可贵生命应该珍惜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说，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就本案而言，无论妻子病到什么程度，无论妻子以何种理由要求结束生命，作为丈夫，都应该去维护生命，让她在有生之年，达到较好的生活状态。

　　周运清说，如果大家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以及增强法律意识，那么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

　　律师：生命健康权不可非法剥夺

　　湖北华全律师事务所陈甲武律师说，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非法剥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程鹏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妻子死亡，应全力阻止，而不能“放任”。

　　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彭德江认为，目前，国外有几个国家承认“安乐死”合法化，而我国法律目前并未承认，对现实中“安乐死”的案件，仍按照故意杀人罪定性。

　　他说，虽然这是一起间接故意杀人案，但行为人是应受被害人的请求而为，因此在量刑上应从轻处罚。

　　农村普法任重道远

　　“法律意识淡薄，是造成这起人伦悲剧的主要原因。”办案民警叹息地说。

　　在本案中，程鹏才曾向民警说，他不想妻子死，药也不是他喂的，只是帮她完成了心愿，自己不应该构成犯罪。但实际上，程明知妻子有自杀念头而帮助自杀，主观上采取的是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属于间接故意杀人。

　　一些法学界人士还认为，这起案件在农村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他们认为，这起悲剧说明在基层农村，一些农民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十分欠缺，普法工作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