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虚高背后的经济学诠释

　　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服务价格实行管制，允许医院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顺加15%销售给患者。应当说，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是，好的愿望不一定能产生好的结果。

　　在政府没有足够拨款且在医疗服务价格被管制的情况下，医院要想获取更多的收入，只能通过出售药品获取，而又在药品只能顺价15%的约束下，药价的基数越高，医院的收益越大。一些医院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在购进药品时就偏爱高价药。

　　当然，如果卫生行政部门能要求医院应根据性价比进药，药价虚高的现象就能够得以缓解。但是，看病贵的问题并不能因此而根除，因为医院可能会通过多开药、多检查的方式获取更多的收入。

　　抓住了医院偏爱名义上高价而实际上并非高价的药品的心理，一些独资或合资企业在华生产的原研药，尽管生产工艺和技术没什么差别，但定价却比国内同种型号的仿制药要高得多。成本优势为这些企业进行寻租提供了基础。

　　据专家介绍，近年来，占我国制药企业总数30%左右的外资和合资企业生产的药品在医院的使用比例从2005年的44.5%上升到2007年的56%。在一些医院，进口药占50%以上，合资药占30%左右，普通药品竟不到20%。

　　当然，不排除一些疗效可靠、价格低廉的药品能够中标。但即使中标，如果医药代表给一些医生“服务不到位”，这些医生很少会开这些低价药，结果是低价药中标即成“死标”。

　　也有许多药厂，迫于压力，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改包装、换剂型、换药品商品名”来申请所谓的“新药”，其目的是为了卖个好价钱。据资料显示，仅2004年国家药监局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同期美国药监局仅受理了148种。在我国，阿奇霉素有97个商品名，左氧氟沙星有62种规格。

　　然而，“药价虚高”与“看病贵”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如果病人拿着医生开出的处方能到外面的零售药店去购买，药价虚高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

　　可是，医生开出的处方在零售药店里是拿不到对应的药品的。一方面是因为患者在零售药店拿药，开处方的医院是不负责药品副作用的。另一方面是因为零售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是不会销售那些高价药的。

　　优化支付结构，引入多元监督

　　如果老百姓自掏腰包看病的比重不高，即使药价虚高，患者也不会体会很深。在美国看病，动辄数百美元，可是大部分由保险公司或者政府承担，自己支付的比例很小，但在中国，个人现金支出占整个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却为60%左右，支付结构严重不合理，承受压力不言而喻。

　　而且，由于自费比重大，医院也确有条件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自己的垄断地位来收取高费用。不像保险公司或政府，病人没有能力和实力与医院进行讨价还价和监督医院的收费。

　　而如果人人都参加医疗保险，平时个人、单位都出一点钱，到了有病的时候，个人就不会一次性支出太多。因为生病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用大多数人的资源来帮助少数不幸患病的人，就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而且，保险的规模越大，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另外，通过保险公司自身的利益来监督医疗价格远比政府监管有效。如果由保险公司和医院结算，保险公司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会专门雇佣医疗人员来评估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抑制医院的不正当行为。

　　政府与市场：需要明确分工

　　综上，药价虚高和支付结构不合理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两个不同命题。为此，必须一方面解决体制问题，另一方面解决支付问题。

　　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想通过诸如“加大政府投入”、“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差别定价、零差价”、“收支两条线”和“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等措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应当说，制定这些措施的愿望是美好的，一些具体措施也是值得称道的。

　　如加大政府投入已变成了一种共识，所不同的只是政府应该向医疗机构撒银子，还是为建立医疗保障体系买单；又比如差别定价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工具，在这一价格“天花板”下，允许企业自由的投标；又比如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可以满足一般老百姓需要的质优价廉的药品。

　　然而，“零差价”、“收支两条线”和“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等也引来了诸多专家的质疑。原因在于，如果实施一种政策却衍生了更多的问题，这个政策执行的必要性就会存在疑问。

　　比如“收支两条线”，虽然使医生的收入和开贵药、多开药脱钩，但如果政府补贴不足，医生没有多大动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比如“零差价”，虽然可以降低社区老百姓的用药价格，但却使为老百姓做出巨大贡献的34万多家零售药店关门大吉。又比如“定点生产、统一配送”，定谁的产？由谁来定？由谁来配送？制定的配送企业有效率吗？如果所有这些问题单一由政府主导，难免不出现寻租和腐败。

　　改革是不可逆转的，一旦出错，必然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同时还会耽误发展的时间。一个可供讨论的话题是“政府主导医疗保障、市场主导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