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因术后抑郁症引发的医疗纠纷，逐渐成为困扰医院的新型纠纷，一旦解决不好，可能上升为群体性事件。

　　今天，北京市西城区一家三级医院的医务科科长向记者透露，就在陈耀将医院告上法庭的同一天，为了解决一起患者在术后出现严重焦虑情绪而导致的医疗纠纷，他做了整整5个小时的调解工作。

　　几经周折，记者联系上了这起纠纷中患者的丈夫。在电话中，他气愤地说：“我们的孩子都已经满月了，可谭晶(患者)连看一眼孩子都不肯。不单这样，她还出现了咬人以及种种有自杀倾向的行为。本来好好的一个人，从医院出来就变成这样，医院不该负责任吗？”

　　“虽然我们很同情患者及其家人的遭遇，但是患者自出院至今，患者的种种症状都是其家人描述的，不排除被夸大的可能性。”这家医院的医务科科长说，医院建议患者先去做个抑郁症方面的鉴定，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可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了更大的冲突。

　　这位医务科科长告诉记者，3月18日下午，谭晶的近十位亲属突然冲进他的办公室，要求医院赔偿谭晶30万元，并声称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谭晶的上百位亲友将一起来医院。

　　一位当时在场的医院工作人员说：“当时患者的丈夫一直在反复强调，走法律程序，去做抑郁症的鉴定，就是将我妻子确诊为精神病患者，对她不更是个刺激？要是她过段时间精神状态恢复了，你要她背着这样一个身份怎么去面对今后的生活？再说有了这样的疾病史，今后哪个单位还敢用她？”

　　医院一方坚持自己没有过错，不予赔偿；患方又执意不肯去做任何鉴定或者走其他程序解决问题，双方陷入了僵局。

　　“如果医院在没有任何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开了为术后抑郁症患者赔偿的先河，难道以后凡是术后出现情绪不正常的患者，医院都要赔偿吗？”那位医务科科长说出了医院普遍存在的担忧。

　　记者了解到，审理术后抑郁症引发的医疗纠纷，对法院来说也是件头痛的事情。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如何有效化解这一新类型纠纷，既考验法官的法律智慧，也需要医患双方“各退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