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里一个医生早晨查完房，有个病人出现并发症，家属威胁要跳楼，结果医生自己跳了。”原来这个跳楼的医生，自身患有抑郁症。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委员说，近年来自己的医院几乎每年都有一名医护人员跳楼自杀。

　　在今年两会政协医卫组委员的分组讨论、联组发言中，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两次发言大声疾呼，我国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和队伍稳定性不容乐观。“三大压力”导致我国医务人员身心疲惫，出现离婚率高，安眠药服用率高，饮酒吸烟率高，高血脂、癌症、消化性溃疡患病率高，自杀率高五大特点。

　　“医护忙死，病人冤死”

　　“医务人员长期承受着超负荷工作压力。”范利委员说，医务人员缺编情况没有改善，医院通常按床位定编，但现在床位周转快，门诊量更是爆满。工作量增加，医生们形容是“从鸡叫做到鬼叫”、“医护忙死，病人冤死”，日夜不分的24小时“轮班制”，以及无规律的随时加班加点地抢救病人，使医务人员的生物节奏紊乱，导致精神高度紧张。很多医务人员不堪重负，出现各种生理和心理问题。

　　此外，过于量化的绩效考核制度如评职晋升，都涉及到课题、论文和获奖数量。目前，有的医院以SCI论文数量给医务人员定岗评职，导致医务人员心理压力倍增。面临医疗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在社会公益性与市场营利性的夹缝中，医务人员在为患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的同时，还要考虑经营创收、生存发展的问题，这也是医务人员一个重要精神压力来源。

　　“二是长期面对着不良刺激的压力。”范利说，医务人员每天所面对的是躯体和心理存在各种障碍的特殊人群，经常处在疾病、伤残、死亡和悲伤等应急场景，患者及家属痛苦、焦虑、绝望等负性情绪不断刺激医务人员的神经。加之经常面对患者、家属对疾病诊治期望过高而无理的施压，使医务人员心理感受大起大落，心境恶劣，易激发精神病性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

　　“三是承受不公正对待的压力。”她说，医学面对的是生命和健康，是一个充满未知、充满探索的高风险行业，在诊疗中医护人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许多疾病还无法根治或难以明确病因，而大众对医生期望值过高。无法遏制的无理“医闹”给医护人员带来人身安全的恐惧。在医疗纠纷评价中实施“举证责任倒置”，也使医护人员有“一脚踏在急救室，一脚站在被告席”的感觉，造成很大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

　　八成以上医务人员存在睡眠障碍

　　范利委员说，调查结果显示，综合医院多于8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72%的人有疲乏感，48.6%的医护人员产生职业倦怠，27.74%的人存在焦虑、急躁、抑郁等心理问题，16%的人分别得了身心疾病和免疫系统疾病而离职；12%的医生曾经患过抑郁症，但由于“耻辱感”强烈，甚至因害怕失去工作而拒绝求助心理医生。医务人员长期的高体力消耗、高智力投入、高风险处境、高压力承受而低收入回报的状况，导致出现离婚率高，安眠药服用率高，饮酒吸烟率高，高血脂、癌症、消化性溃疡患病率高，自杀率高五大特点。

　　在讨论中，范利委员面对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领导，大声疾呼国家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医务人员身心健康，无法保证医务人员的健康，将会影响医疗质量，威胁医疗安全。

　　范利说，医务人员出现疲劳、精力涣散、心境恶劣、焦虑紧张等精神症状，会使工作效率下降，影响其对病情的判断和诊疗，医疗质量和安全受到潜在威胁。“许多医疗过失的发生是由于医护人员出现心理问题导致的。”

　　“影响医患关系，导致医疗纠纷。”范委员提供的资料显示，70%的医疗纠纷源于医患之间缺乏良好沟通，而良好的沟通取决于医务人员良好的心态。医务人员发生心理障碍时表现出烦躁、冲动控制差等问题，难以维持医患之间的良好沟通，医患纠纷也就在所难免。

　　建议制定相应防治对策

　　针对医务人员的健康状况，范利建议由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联合组织开展全国医务工作者心理健康、身心疾病状况调查研究，为促进医务人员身心健康制定相应防治对策。

　　“建立社会支持系统，为促进医务人员身心健康提供社会保障。建立医疗风险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和医务人员执业风险保险相结合的医疗执业责任风险保障机制。用第三方付费机制来规范医疗纠纷的赔偿标准，提高医疗机构抵御医疗风险的能力。”范利说。

　　她还建议，国家应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在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框架内，建立公益性医疗纠纷第三方处理工作平台。 本报记者 刘声